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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事史上，2024 年可能是戰爭急轉直下進入數字化時代的一年。將人工智能（AI）、自動化和先進的機器人技術融入軍事行動不再是科幻小說中的概念。它已經到來，并且正在重塑全球戰場。從人工智能驅動的作戰系統到機器人無人機，未來的戰爭越來越不像是人類的戰爭。但是，這對全球安全、軍事戰略以及這一新領域必然帶來的倫理問題意味著什么？

作為新將軍的人工智能： 智能戰爭的力量

看看烏克蘭的 “復仇者 ”人工智能系統，它是現代戰爭的一個奇跡。這個由人工智能驅動的平臺每周能探測到數千個目標，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實時作戰行動中的功效。不用再花幾個小時解讀情報；這些系統在眨眼之間就能分析數據并做出決策，就像湯姆-克蘭西（Tom Clancy）為你撰寫戰爭策略一樣。其意義是驚人的--人工智能可以減少人類在高風險情況下的參與，在提供精確性的同時，避免人類操作員的疲勞和失誤。當然，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大問題：有一天，人工智能是否會在沒有人類參與的情況下發出開火的命令？

戰壕中的機器人：無人機和機器人戰爭時代

戰場不再只是地面部隊的天下--現在是無人機在天上飛，機器人在移動。部署在中東的武裝機器狗可能聽起來像科幻恐怖片里的東西，但它們非常真實、非常有效。無人機已經從監視工具發展成為致命的戰斗機，這些機器人戰士可以處理后勤、監視和直接交戰等任務。從精確打擊到神風特攻隊任務，無人機正在改寫戰爭規則。無人機的效率、速度和多功能性使它們變得不可或缺。

但是，機器人是否可以勝任生死攸關的決策？這正是爭論的焦點所在。雖然擁有一支無人機軍隊聽起來很有趣，但自主殺人機器的道德影響充其量也是模糊不清的。

高超音速導彈：速度殺人

在導彈方面，事情發展得很快。全球大國都在研發高超音速導彈，這使得現代戰斗的風險大大增加。這些導彈的飛行速度是音速的五倍多，防御系統只需幾秒鐘就能做出反應。以色列的 “鐵穹”等防御系統已經在努力工作，但高超音速導彈帶來的新挑戰可能是現有技術無法應對的。速度，似乎是終極武器。

這樣做的目的很簡單：減少誤差，提高先發制人打擊的精確度，并確保敵人永遠不會發現它的到來。但問題是，雖然這些武器先進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它們的破壞潛力意味著犯錯的代價會成倍增加。還有什么可能出錯呢？

網絡戰：無聲戰場

在日益數字化的世界中，網絡戰正迅速變得與實體作戰一樣重要。雖然不像高超音速導彈或武裝無人機那樣顯而易見，但網絡能力正在軍事行動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從關閉電網到發動虛假信息攻勢，戰場已經延伸到你的筆記本電腦上。隨著人工智能融入網絡防御和進攻，未來的沖突完全有可能在開第一槍之前就分出勝負。

有人認為，網絡戰是 “偉大的均衡器”--是小國與軍事巨頭公平競爭的一種方式。但有了人工智能系統的掌舵，可能會面臨一個人類監督微乎其微的時代，而這正是事情變得危險的地方。

無人艦船和車輛：未來的海軍

既然可以派遣機器人，為什么還要拿人類的生命冒險呢？美國海軍正在引領無人系統的發展，其自主艦船已經在波斯灣航行。這些船只可以獨立運行，也可以與其他單位協調運行，從而減少了對人類船員的需求。自主陸地和空中飛行器也取得了類似的進步，將全機器人艦隊的夢想變為現實。

當然，這對人類士兵和水手來說更安全，但準備好把控制權交給機器了嗎？未來的海戰很有可能由機器人艦隊來指揮，它們能夠精準地執行任務，毫不猶豫。但如果這些系統被黑客攻擊或出現故障，會發生什么情況呢？

全球科技軍備競賽：對主導地位的追求

大國在導彈技術、電子設備和無人機（UAVs）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毫無疑問，正在目睹一場科技軍備競賽，其利害關系前所未有。

軍事技術的激增讓人們擔心，未來的戰爭可能更多的是誰擁有最好的小工具，而不是誰擁有最龐大的軍隊。在這個勇敢的新世界里，軍事優勢可能不是以軍隊的規模來衡量，而是以技術的先進性來衡量。

倫理困境： 人工智能與戰爭道德

在戰爭中整合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會引發一些嚴重的倫理問題。如果一架無人機決定消滅一個目標，如果出了問題，誰來負責？隨著機器承擔更多決策角色，正在進入未知領域。

公眾的擔憂與日俱增，許多人質疑讓機器做出生死攸關決定的道德性。此外，還有意外升級的風險--當人工智能系統把一個常規操作理解為侵略行為時，會發生什么？這些問題已不再是假設，全球社會有責任制定明確的指導方針，以免為時已晚。

戰場上的商業技術：現成解決方案的力量

現代戰爭中最引人入勝的趨勢之一也許就是使用現成的商業技術。在烏克蘭，民用無人機被改裝用于軍事用途，使戰場變成了一個高科技游樂場，即使是小角色也能產生重大影響。戰爭技術的 “大眾化”意味著尖端工具不再是超級大國的專屬領域。

這既令人振奮，又令人恐懼。一方面，它讓小國能夠更有效地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它模糊了民用和軍用技術之間的界限，使監管和監督成為一場噩夢。更別提網絡安全方面的影響了。

協作式軍事平臺：共享與創新

隨著軍事技術的飛速發展，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北約共享人工智能技術、無人機系統和網絡防御系統的舉措體現了聯盟如何促進創新。這些合作平臺可以快速傳播新技術，幫助盟國始終站在軍事進步的最前沿。

這個想法很簡單：人多力量大。通過匯集資源、專業技術和數據，這些平臺建立起了應對共同威脅的統一戰線。隨著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合作是跟上現代戰爭需求的唯一途徑。

公眾認知：平衡敬畏與恐懼

可以理解，公眾對這些軍事科技進步的反應不一。一方面，人們對所展示的純粹技術實力感到敬畏。不可否認，機器人軍隊能夠自主作戰的想法很酷，有一種 “終結者 ”的感覺。另一方面，人們對戰爭的非人化以及可能出現的災難性錯誤或意外后果也越來越感到不安。

在 X（前 Twitter）等平臺上，關于自主武器的倫理和人工智能在戰爭中的影響的討論十分激烈。隨著公眾討論的不斷發展，軍事領導人顯然需要對如何使用這些技術保持透明，這不僅是為了贏得戰爭，更是為了贏得人心。

未來戰爭：高科技，低人類

這些進步的核心是戰爭方式的根本轉變。隨著人工智能、機器人和網絡技術占據中心位置，戰場正變得更加自動化、精確化，并有可能失去人性。這些技術的融合將重新定義未來幾十年的戰爭，從人類主導的決策轉變為機器計算的結果。

當我們站在這個新時代的邊緣時，面臨的挑戰將是如何在創新和責任之間找到平衡。戰爭可能再也不一樣了，但全球領導人有責任確保未來的戰斗服務于人類，而不是機器。

烏克蘭的無人機戰爭：歷史背景和對未來的影響

烏克蘭戰爭被稱為第一場無人機戰爭，也是第一場 “星鏈戰爭”，因為先進技術在沖突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問題在于烏克蘭戰爭可能會帶來關于未來軍事力量的什么啟示。更具體地說，烏克蘭戰爭是否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后無人駕駛的分布式技術將主宰戰場？或者說，它是否是戰爭特點中一系列更廣泛演變的顯著公開展示？

對烏克蘭戰場現實的清醒評估表明，無人機在很大程度上與 19 世紀末以來軍事能力的發展一脈相承。無人機在烏克蘭的使用之所以引人注目，僅僅是因為它們將長期歷史發展中的概念推向了成熟。無人機在烏克蘭產生了廣泛的偵察-打擊綜合體，使烏克蘭和俄羅斯都能以真正系統的方式作戰，實現了現代戰場的邏輯。從烏克蘭的案例中，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那些吸取教訓的國家很可能獲得軍事實力。但其教訓主要是思想上的，而非技術或物質上的。

烏克蘭通過戰術技巧和作戰能力的結合抵擋住了俄羅斯的進攻。現代軍事史表明，除非最初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否則大多數戰爭都會進入一種長期的陣地戰節奏，只有社會崩潰或數月或數年內精心設計和執行的一系列攻勢才會打破這種節奏。在這種情況下，大戰就是典型的例子。德軍最初的猛攻未能包圍和摧毀法軍，引發了一場向英吉利海峽的競賽，最終造成了陣地僵持。東線有更多的運動，但即使是戰爭中最成功的俄國攻勢--布魯西洛夫攻勢，也缺乏引發戰略崩潰的動力，最終使俄國血流成河。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有陣地戰的特點，盡管巨大的坦克戰在人們的想象中占據主導地位。蘇聯總參謀部在斯大林格勒和庫爾斯克的神來之筆需要數月的精心準備和殘酷的突破戰。例外情況--以色列在 1967 年和 1973 年取得的巨大勝利--證明了這一規律。畢竟，就在贖罪日戰爭的前一年，北越陸軍對南越發動了巨大的常規攻勢，最終以高昂的代價未能取得戰略突破。

突破戰的必要性源于 19 世紀中期開始的戰爭性質的變化。間接火炮與基于鐵路的遠程運輸和電報相結合，在廣度和深度上拓展了作戰空間。這就需要一種新的軍事邏輯，超越主導現代戰爭早期的線性戰術模式，拿破侖最終完善了這種模式。再也不能通過一次決定性的交戰來贏得戰役--阿斯特里茨戰役既是一個戰爭時代的頂點，也是一個戰爭時代的終結。

此外，現代官僚國家的發展也使軍事領導非個人化。19 世紀的最后一場個人化戰役發生在德意志帝國建立之時，這并非巧合，因為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標志著官僚治理的最終崛起，以及從 10 世紀開始占主導地位的騎士模式的毀滅。隨著時間的推移，戰役必須在一系列交戰中取勝，這些交戰各自獨立，但通過連貫的戰略計劃形成整體。

大戰的戰場邏輯是由間接火力炮兵和需要為具有作戰意義的突破積累后備力量所決定的，這一邏輯在今天仍然適用，盡管聯合兵種機械化機動戰有明顯的區別--畢竟，坦克是一種移動火炮，而飛機投下的炸彈與重炮炮彈的作用相同。道理是一樣的：要贏得一場戰役，就必須協調跨時空的交戰，從系統上瓦解敵人，既要在物理上突破防線，又要在智力上壓倒對手的處理能力。天基資產、遠程精確制導導彈和隱形飛機不過是這一主題的變體。

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們在烏克蘭所看到的一切。烏克蘭和俄羅斯都在經歷類似于大戰時期的軍事調整過程。大量使用的無人機與有效的數據處理系統和分布式火力網相連，形成了一個日益成熟的偵察-打擊綜合體。這一術語源于蘇聯軍事理論，指的是一種結合遠程傳感器和精確武器攻擊敵方作戰縱深的系統。它的戰術表親--偵察-火力綜合體，如今正在烏克蘭展出。然而，在現實中，這兩個系統相互融合，因為在現代戰場上，攻擊敵方縱深，配備傳感器和破壞機制，并以規模化方式進行，需要協調戰術和作戰火力的使用。簡而言之，近戰和縱深作戰必須相互配合--美國作戰藝術家在開發空地作戰和后續部隊攻擊時就明白了這一點，而蘇聯最有才華的理論家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初就開始掌握了這一點。

無人機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偵察-打擊綜合體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它們能提供大量數據，從而讓指揮官更有效地識別目標并確定優先次序，如果他有足夠快的整合和分析系統，能將無關信息從關鍵偵察信息中分離出來的話。我們今天在戰場上看到的 “僵局 ”源于無人機火炮的使用和雷區的結合。烏克蘭和俄羅斯都缺乏大規模突破所需的人力和物資--烏克蘭的原因是西方國家對物資的滴灌；俄羅斯的原因是政治上的選擇，即回補遭受慘重損失的單元，而不是積累真正的后備力量。哪一方能妥善協調近戰和縱深作戰，并利用各種能力最終促進突破和利用，哪一方就將是勝利者。

無人機的大規模使用，尤其是在戰術層面的使用，表明了戰斗特征的演變。但其邏輯與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邏輯基本相同。德意志帝國的炮兵指揮官會對提供給現代烏克蘭炮兵連的大量數據感到震驚，但他會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交戰決策的戰術邏輯。

自 20 世紀初以來，空海作戰也明確無誤地顯示了偵察-打擊復合體的邏輯。所不同的是，海洋的廣闊使偵察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海軍史上不乏 “遭遇戰 ”的例子，即雙方因偵察能力的限制而磕磕絆絆地交戰，但卻決定了整個戰役的勝負。此外，即使一方選擇戰斗，就像美國 1942 年在中途島所做的那樣，發現敵人的問題也遠不止一半。世界大戰的地中海戰役為成熟的偵察綜合體所產生的特征提供了一個有用的例子：英國人和德國人都在努力突破相互競爭的反介入網絡，因為考慮到技術現實，地面航空兵可以以相對較快的速度大規模打擊敵方水面艦隊。冷戰時期的 HAYSTACK 和 UPTIDE 計劃--美國海軍試圖增加蘇聯的偵查時間，使美國航母戰斗群能夠對中歐推進中的蘇聯部隊發動打擊--也證明了這一邏輯。

烏克蘭發動了一場創造性的海空戰役，以打破俄羅斯對黑海的控制，削弱其對克里米亞的控制。烏克蘭對艦載無人機的運用確實對其他國家的海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在近海或封閉海域，廉價的艦載無人機可以用來打擊孤立的敵方目標。然而，烏克蘭海軍無人機只是更廣泛系統中的最后一個要素，該系統包括空中（可能還包括太空）偵察網絡，并輔以人力來源、由標準遠程導彈和攻擊機執行的協同打擊行動、特種作戰部隊的破壞行動，以及最關鍵的、瓦解俄羅斯防空網絡的連貫作戰設計。作戰經驗必須始終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中加以考慮。否則，就像在陸地上一樣，所謂的影響可能會產生嚴重的誤導。

無人機在烏克蘭戰爭中的優勢和局限性

無人駕駛飛行器或無人機首次出現在戰場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德國人使用了少量無線電遙控飛機作為進攻性武器。越戰期間，美國開始使用無人機進行軍事監視和偵察，但直到 “沙漠風暴 ”行動，隨著一套新的精確武器的出現，無人機才有能力在戰術上做出重大貢獻。

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全球反恐戰爭中，無人機因新的能力和新的目標而獲得了戰略意義。2001 年 2 月，美國無人機裝備了 “地獄火 ”導彈，為美國提供了一個武裝平臺，可以實時監控目標，并在沒有失去飛行員風險的情況下連續駐扎數小時。塔利班垮臺后，“基地 ”組織極端分子從阿富汗遷徙到巴基斯坦，從而產生了合適的目標。巴基斯坦政府拒絕美國軍隊在其領土上開展行動，在最初的合作期后，巴基斯坦政府對幫助美國人抓捕基地組織成員失去了興趣。地獄火攻擊克服了這些障礙，而且還具有保密的優勢，這對作戰和政治都有好處。

美國無人機在巴基斯坦實施的第一輪打擊殺死了許多預定目標。然而，一旦敵方了解到這一新平臺的特點并開始采取反制措施，無人機襲擊的戰術效果就急劇下降。最初看似質的飛躍，后來卻被視為微不足道的一步。

盡管如此，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將武裝無人機作為其反恐戰略的核心。奧巴馬認為無人機是成本高昂的反叛亂行動的絕佳替代品，既能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成效，又能展現總統的強硬態度。奧巴馬執政期間，無人機在巴基斯坦和也門的打擊行動激增。大多數打擊行動消滅的都是低級別的戰斗人員，因此戰略影響微乎其微。無人機在戰略上的無效性，以及無人機襲擊造成平民傷亡的報道，阻礙了無人機在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后續沖突地區的使用。

在烏克蘭和加沙戰爭中，具備新能力的新型無人機大量出現。由于先進的防空系統對有人駕駛飛機構成威脅，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不得不特別依賴無人機。盡管其中一些無人機的細節仍不為人知，但公開的報告提供了關于其戰術和戰略效果的重要見解。許多無人機的基本功能與以前的無人機相同--監視、偵察和導彈發射，但規模要大得多。作戰人員利用無人機群獲取敵方部隊的實時視頻資料，并采用不斷發展的干擾技術和反無人機武器來挫敗敵方的無人機。

在烏克蘭戰爭中，武裝無人機摧毀了大量卡車和海軍艦艇。不過，由于這些無人機體積相對較大，很容易成為反無人機武器的目標，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變得越來越少。目前使用的大多數無人機體積較小，主要用于發現目標，以便用火炮、導彈或地面攻擊摧毀。無人機在精確定位這些目標方面的有效性極大地阻礙了戰車和補給卡車的行動。這種戰術效果產生了戰略成果，挫敗了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規模地面進攻。

至少就目前而言，無人機加強了火力和防御，但卻犧牲了機動性和進攻性。20 世紀初機槍的出現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在這兩場戰爭中，戰斗人員對技術變革的反應是一樣的--通過掩護和隱蔽來降低自身的脆弱性。正因如此，今天烏克蘭的靜態戰爭讓人想起 1914 年至 1918 年的東部前線戰爭。

美國在信息時代的早期勝利--波斯灣戰爭、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在巴基斯坦的無人機戰爭--表明技術已經結束了長期的消耗戰，在這種戰爭中，每一方都要讓對方大量流血。然而，隨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爆發的叛亂戰爭表明，技術優勢可以通過低烈度戰爭來削弱。烏克蘭戰爭現在表明，美國的對手已經找到了在高強度戰爭中抵消技術優勢的方法，他們不僅部署了無人機，還部署了防空武器系統、精確彈藥和電子戰。兩年多的血腥消耗，烏克蘭方面的傷亡人數幾乎與俄羅斯方面相當，這就是可悲的后果。

烏克蘭戰爭的結果似乎必然取決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相同的因素--一方在軍事人力和經濟生產方面超越另一方的能力。在這方面，烏克蘭戰爭與美國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后幾年相似。因此，它不會像拿破侖戰爭早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戰軸心國勝利的早期，當時新的機動作戰方法允許快速包圍和摧毀敵人。無人機和其他技術進步，就像之前航空、武器和通信方面的進步一樣，提高了地面部隊的作戰能力，但并沒有改變地面部隊在決定最終結果方面的核心地位。

【內容摘要】 近年來，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影響下，美國對其軍事戰略進行了人 工智能化調整，試圖沿襲技術制勝的軍事思想傳統，圍繞在大國戰略競爭中取 勝這一目標，以新興技術推進軍事能力建設，打造一體化協同作戰部隊和軍事 情報系統，塑造針對特定目標進行精準打擊的能力。為此，美國發布了一系列 戰略文件和具體方案推動人工智能的軍事化應用。美國國防部建立了以人工智 能為核心的組織架構和管理系統，重點發展人工智能人才隊伍，加大新技術研 發的軍費投入，推動軍民產業和技術融合，加強與盟友的技術合作。美國軍事 戰略的人工智能化調整會刺激其他國家進行相應變革，進而加劇以人工智能競 爭為焦點的大國戰略競爭。人工智能技術難以溯源和易于擴散的特點將削弱核 威懾的效用，其廣泛軍事化應用將催生新的戰爭形態。基于此，中國應密切關 注新技術革命的發展趨勢和美國軍事戰略變化的動向，做好應對準備。

一、美國軍事戰略人工智能化的動力

美國軍事戰略的調整是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的時代趨勢，也是美國加強軍事實力及技術制勝的軍事思想傳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軍事戰略變革

21 世紀以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深度學習等新技術為代表的新 一輪科技革命浪潮，正在打破傳統軍事實力在數量和質量、進攻與防御方面的平衡，重塑戰場生態環境和核戰略穩定。其中，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最 具革命性，被認為將推動新軍事變革。

在戰略層面，人工智能技術已影響到國家的戰略決策和軍事領域，制智 權成為國家間爭奪的新目標。在戰術層面，新技術賦能推動作戰單元自主化 和智能化、作戰體系去中心化、作戰樣式多元化。在此背景下，美國作為當 今世界的科技霸權國試圖利用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軍事戰略人工智能化變 革。2014 年 11 月，美國時任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在里根國防論壇上宣布啟動國防創新計劃，并期望將其發展成為改變游戲規則的第三次開 啟（Offset）戰略，公開強調高科技的作用，將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列為 推動軍事變革的優先事項。2021 年 3 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一 場全球性的技術革命正在進行，世界主要大國競相開發和部署人工智能和量 子計算等新技術……美國要保持科技優勢，加強技術防御和威懾……”2022 年 9 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稱，科學技術的進步已準 備好定義 21 世紀的地緣政治，技術賦能的新型軍事和情報能力將塑造國家 安全，因此要振興和管理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2022 年美國《國家安全 戰略》報告提出重組副國防部長辦公室，以加強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應用， 并將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提升為內閣級機構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正式成員。

（二）加強美國的軍事優勢

軍事優勢是冷戰后美國維持其全球霸主地位的關鍵支柱。近年來，全球 軍力對比出現重大變化，美軍在某些地區和領域的優勢有所削弱。如在第一 島鏈，美國與中國之間呈現軍事平衡的態勢，且中國以核潛艇、國產軍用 噴氣發動機、軍事無人機為代表的軍備現代化發展引發五角大樓的關注，美 國國防部將中國視為“步步緊逼的挑戰”。在世界軍事實力排名網站“全 球火力”（Global Fire Power）發布的 2024 年全球軍力排行榜中，美國依然名列第一，但其與位列第二的俄羅斯、第三的中國的軍力指數相差很小。

2017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對手……削弱了美國的經 濟和軍事能力……美國必須保持壓倒性優勢，以足夠的規模、能力來阻止敵 人的成功。”2018 年美國《國防戰略概要》認為，“美國的軍事競爭優 勢正在被侵蝕……美國將很快失去軍事優勢。”2022 年 7 月，時任美軍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Mark Milley）指出，中國在該地區變得更 具“侵略性”，對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簽署雙邊安全框架協議的行為提出指責和警告，擔心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威懾失去作用。拜登政府 2022 年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視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將 俄羅斯視為能對美國進行網絡和導彈攻擊的“嚴重威脅”（acute threat）。美國自認為其“壓倒性”軍力優勢漸趨下降，“危機意識”和“信心危機” 日益凸顯。2022 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還指出，“在競爭加劇的情況 下，軍隊的作用是保持和獲得作戰優勢，同時限制競爭對手的優勢。”由 此，美國提出“一體化威懾”（integrated deterrence）理念，開發（develop）、 聯合（combine）、協調（coordinate）各種優勢，以實現威懾效果的最大化。 美國國防部將通過改革加速部隊發展，更快獲得所需的技術，對杰出人才進行投資，為未來的聯合部隊確立持久的優勢。2022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為，“隨著新興技術改變了戰爭并對美國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構 成新的威脅，我們正在投資一系列先進技術，包括在網絡和空間領域的新技 術應用、導彈挫敗能力、可信賴的人工智能和量子系統，同時及時向戰場部 署新的軍事力量……以保障我們的軍事優勢。”可見，人工智能已被美國 認定為贏得未來戰爭的關鍵技術。

（三）秉持并延續技術制勝的軍事思想傳統

美國的軍事戰略思想崇尚科技能力，強調“技術決勝”。在工具—技 術理性思維的驅動下，美國力圖維持高技術領域的全面優勢，高度重視國際 技術競爭和遏制潛在對手的技術發展，因為軍事技術優勢是美國塑造軍事 戰略、維持全球霸權的重要基礎和支柱。冷戰結束后，在“美國治下的軍事技術霸權體系”下，美國主導國際尖端武器市場，直接或間接控制盟友的裝 備技術發展，管控國際社會中的高技術交流。

近年來，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戰爭規則的改變深刻 影響了美國的全球軍事霸權，要求重新定義威懾和防御戰略。其中，人工 智能在軍事領域最具革命性，被認為是推動新軍事革命的關鍵技術。因此， 人工智能自奧巴馬政府時期開始便被視為深化軍事創新和機制革命的引領 性技術。

2017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為，“以中國、俄羅斯為代表的 競爭對手將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的信息搜集與分析能力應用于各類情報工 作，這將導致美國國家安全面臨更大的風險。” 2019 年，美國國防部首 席信息官兼聯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沙納漢（Jack Shanahan）指出，中國和俄羅斯等“可能侵蝕我們的技術和運營優勢，破壞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國防 部必須與我們的盟國和伙伴一起，將人工智能確立為戰略重點”。美國認 為，中國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快速發展已接近冷戰期間的“斯普特尼克時 刻”，人工智能競爭引發的科技挑戰正在轉變為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

作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迫切需要通過軍事戰略調整來鞏固軍事優勢以應對新技術挑戰，而技術制勝的歷史傳統是其軍事戰略調整的理念支撐，人工智能化正好滿足了美國軍事戰略調的需求。

二、美國軍事戰略人工智能化的基本方向

美國軍事戰略的新一輪調整旨在加強人工智能軍事化，目的是利用新興技術推進軍事能力建設，打造一體化協同作戰部隊和軍事情報系統，從而實現對軍事目標的精準打擊。

（一）以新興技術推進軍事能力建設

新興技術革新是推進軍事能力建設的關鍵。2014 年美國《四年防務評 估》報告指出，“（美國）將繼續在國防和其他領域的科學、技術、研究和 發展方面進行優先投資……確保在應對未來挑戰最關鍵的領域繼續取得進 展，例如……在那些最有潛力改變游戲規則的領域。” “國防部必須確保 在應對當前和未來軍事挑戰的最關鍵領域保持技術優勢。” 2017 年美國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指出，為了保持競爭優勢，美國將優先考慮對經 濟增長和軍事能力至關重要的新興技術，如計算機技術和人工智能。《2018 年國防部人工智能戰略概要》則指明了利用技術改革機構的目標：創建一個高效和精簡的組織，利用人工智能來提高部門的效率，簡化工作流程，提高 重復任務的速度和準確性，將人類的注意力轉移到更高層次的推理和判斷 上。2021 年拜登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指出，“面對日 益強硬的中國和不確定的俄羅斯帶來的戰略挑戰，我們將評估軍力的適當結 構、能力和規模，并與國會合作，將重點從不必要的平臺和武器轉移，留出 資源投資于將決定我們未來軍事和國家安全優勢的尖端技術和能力。” 2022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隨著新興技術改變戰爭并對美國 及其盟友、伙伴構成新的威脅，美國正在投資網絡和空間技術、可信賴的人 工智能、量子系統等一系列先進技術并及時將其部署到戰場上。2022 年 美國《國防戰略情況說明書》宣稱，國防部將更快獲取需要的技術，為未來 的聯合部隊建立持久優勢。可見，以新興技術推進國家軍事能力建設以保 持競爭優勢是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主要方向。

（二）打造一體化協同作戰部隊

美國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建立起一支結構更合理、聯合作戰能力更強、一 體化程度更高、綜合作戰效應更顯著的聯合部隊。2015 年美國《國家軍 事戰略》首次提出“一體化”軍事戰略方針，強調靈活、創新和一體化。特朗普政府時期提出“以實力保和平”的戰略方針，重建美國在全球獨一無二的軍事實力，使用外交、信息、軍事和經濟等多種工具保護國家利益，將國防部的一體化改革擴展到政府部門的跨機構整合，一體化部署所有領域并采取聯合行動以應對經濟、信息和技術領域的脆弱性，有效拓展競爭空間，進而提高一體化作戰能力。美國為此還提出了一系列新軍事概念。2018年《國家軍事戰略概要》引入“聯合兵種”概念，通過整合所有領域的聯合能力進行作戰，在核現代化、導彈防御、太空、網絡、海軍、陸軍、空軍、 精確制導武器、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學技術方面全領域、全方位推動美軍力量的迭代升級，提高美軍作戰能力。此后，美軍提出了多域作戰、聯合全域作戰、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等軍事概念，旨在將美軍所 有軍種的傳感器和作戰單元連成一個人工智能網絡，協調一致展開軍事行動。拜登政府執政后，國防部長奧斯汀提出了“一體化威懾”概念，強調將 技術、作戰概念和各種能力以恰當的方式組合交織在網絡中，加強與盟友的 合作，提高整體威懾力。 “一體化威懾”涵蓋軍事工具和非軍事工具，要求加大對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尖端技術的投入，建設新型威懾能力，并通過 新的網絡化方式加以部署，以應對“印太”地區的安全挑戰。

（三）構建一體化軍事情報系統

美國認為其面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威脅變得更加多樣化，技術的進步正在推動多個領域的漸進性和革命性變革。這些威脅日益復雜、相互關聯且超越國界，凸顯了美國情報界擴大業務外延、加強與伙伴和盟友合作的重要性。與此同時，美國的傳統競爭對手正利用太空、網絡空間和其他領域技術的快速進步對其構成新的威脅。對情報機構而言，人工智能、自動化和高性能計算大幅提升計算能力，從而為美國的對手提供了新的軍事情報能力。通信技術的民用化創造了指數級信息增長的能力，對情報界獲取、處理、評估和分析龐大的數據量，以及快速為國家安全機構提供有用情報的能力提出了挑戰，美國情報界必須在日益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適應不斷變化的任務需求。一體化歷來是美國國家情報戰略的核心，也是其應對國際戰略環境變化的主要舉措，一體化的內容包括機構整合、流程優化和統一的管理。

美國構建一體化軍事情報體系的舉措主要分為三個方面。第一，運用新 興技術提升軍事情報能力。美國國家情報戰略向來重視科學技術在情報工作 中的應用。2017 年 7 月，美國情報高級研究計劃局與哈佛大學聯合發布《人 工智能與國家安全》報告，分析了人工智能對國家情報體系的重要影響，為 人工智能與國家情報體系一體化發展指明了方向。2019 年美國《國家情 報戰略》將科技創新作為組織建設目標之一，要求發現、創造和部署新技術， 培育創新思維，推進諜報技術。2023 年美國《國家情報戰略》強調要充分 抓住機遇實現技術突破，通過持續的資金投入增強技術效能，通過協調投資 優化資源分配，推進情報科技企業獲取和分析情報的一體化進程。為了推 動技術創新及其應用，美國情報界分別設立了負責科技能力建設的國家情報 副總監和負責情報科技結構工程與整合的國家情報首席副總監，并開展大型 情報科研項目，利用人工智能轉變國家情報工作方式。以國防部人工智能 中心為例，其啟動了“熵”（Entropy）、“智能傳感器”（Smart Sensors） 等具體項目，大大提高了美國情報工作的效能。另外，美國情報界出臺 了一系列戰略，其中《情報界人力資本五年戰略》通過統一的標準要求對情 報工作人員進行聯合培訓，使情報從業人員熟練掌握情報新技術、新設備的 使用方法。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表示要整合新技術以以提高情報隊伍應對未來挑戰的能力，要使技術成為一種優勢而不是負擔。《2020 年美國情報界人力資本愿景》提出建立一支更加靈活、多樣、包容和專注于任務成功的專家隊伍。

第二，整合國內軍事情報機構。整合機構是美國國家情報戰略的優先事項之一，強調美國情報機構更加團結、精準、高效地調動資源，收集針對最 難實現目標和最緊迫威脅的信息。近年來，美國著眼于整合軍事情報機構 來應對與中國的戰略競爭。2021 年 10 月，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宣布成 立兩個任務中心——“中國任務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和“跨國與 技術任務中心”（Transnational and Technology Mission Center），并設立首 席技術官（Chief Technology Officer）。前 CIA 中國分析員羅德尼·法拉翁 (Rodney Faraon)指出，CIA 的任務中心整合了作戰和分析的關鍵職能。2022 年 11 月，美國國防情報局參謀長約翰·柯克霍弗（John Kirchhofer） 宣布成立“中國任務小組”，表示該小組將成為國防情報局針對中國的知識 和專有技術庫，這是“在最大程度上整合資源以應對美國長期的生存威脅” 的舉措。這一改革趨勢體現了美國高度重視其與中國之間的科技競爭。

第三，增加國內外信息情報共享。“任務的成功取決于正確的人在正確 的時間獲得正確的情報為決策提供支持。”2019 年美國《國家情報戰略》 將信息情報共享列為組織建設的任務之一，要求在保護信息的同時加強協作 與整合，提高情報界信息系統風險評估的速度和可信度，加強基礎信息技術 能力，完善基礎設施，依據相關法律和政策，創新管理、共享和保護情報信息的手段，充分利用先進的現代分析和數據提取技術。美國將其與盟友的 情報關系視為一項戰略資產，認為它將在美國與其對手的技術競爭中扮演重 要角色。近年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持續上升促使美國與其盟友、伙伴在 情報共享方面進行更密切的協調，美國通過“五眼聯盟”（FVEY）等與其 盟友、伙伴舉行定期磋商、共享情報和信息、采取共同行動對抗競爭對手； 美國還與日本、德國等國交換有關中國的機密情報，以削弱中國的國際影響 力。美國還通過雙邊和多邊對話加強與盟友、伙伴的情報共享。2023 年 5 月，美國與日本、韓國建立三方情報機制的工作進入最終階段，美菲就加強軍事情報信息共享、加速發展防御能力和新型安全技術達成一致。在烏 克蘭危機中，美國與烏克蘭共享涉及有關俄羅斯軍隊動向和位置的圖像情報及態勢感知信息，幫助烏對俄軍官實施精準打擊。

（四）針對特定目標實施精準打擊

精確打擊武器已經成為大國競爭背景下美軍體現其‘殺傷力’的三大主 要抓手之一。這一技術將可能使己方軍人的戰場死亡率和戰地平民的誤傷 率降為零。由于精確打擊技術可以聚焦到具體個人，堪稱絕對意義上的斬首戰術。因此，針對特定目標實施精確打擊是美國軍事戰略調整的重要目標。 事實上，美軍在對外行動中已經多次運用此項技術。如 2020 年 1 月，美軍 使用 MQ-9“死神”無人機暗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少將蘇萊曼尼。在烏克蘭危機中，無論是在海、陸、空等傳統戰場還是在網絡空間的博弈，背后都有美國援助的精確打擊武器的影子。在傳統戰場上，美軍派出了 700 架“彈 簧刀”（Switchblade）無人機援助烏克蘭，這些無人機不僅可以直接實施 攻擊，還可以在偵察監視、目標指示、火力校正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協助 其他威力更大的武器完成精確打擊目標的任務。在網絡空間中，美國太空探 索技術公司（SpaceX）為烏克蘭提供“星鏈”服務，使烏軍在地面基礎設施 被摧毀后也能使用高速網絡。“星鏈”通過在近地軌道上運行的衛星為沙漠、 山區等偏遠地區提供互聯網服務，免于建造電纜和天線等基礎設施，因而有 助于烏克蘭在地面通信設施失效后仍能保持軍令政令暢通、與北約國家及時 串聯情報信息。美國初創公司 Clearview AI 向烏克蘭提供面部識別技術， 以精確打擊俄羅斯將領并確認死者信息。西方援助下的烏克蘭具備相較于 俄羅斯更強大的情報監測和精確打擊能力。可見，美國將精確打擊作為軍 事能力建設的重要方向和實施對外軍事行動的有效手段。通過這一手段，美 國可以在平民傷亡幾乎為零的情況下實現軍事目標。

美國軍事戰略調整的基本方向可概括為技術賦能、協同作戰、一體化和精準打擊。在應對大國戰略競爭這一重點目標下，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興技術，正在助力美國打造一支更高效、更精簡、一體化且具備應對未來戰爭的全方位作戰能力的現代化軍事隊伍和指揮系統。

美國空軍和太空部隊正整裝待發，直面新的全球威脅，但在戰備狀態方面遇到了隱患。與上世紀 90 年代相比，美空軍戰斗力減少了一半，戰斗飛行員的飛行時數大幅減少，戰備檢查已經過時。

解決辦法是什么？空軍部長弗蘭克-肯德爾于 2022 年 3 月在美國空軍作戰研討會上公布了七項作戰要務。它們是空軍獲取新技術、開展研究和戰勝潛在對手的支柱。

在此，本文將透過復雜的情況，基于七項作戰要務分析如何塑造未來的空天防御。

如何制定作戰要務

這些作戰要務是在美國防部內部合作制定的，肯德爾部長與國會和五角大樓成本評估和項目評價辦公室（PEO）密切合作。

這些要務旨在應對空軍部確定的具體作戰挑戰，包括對彈性空間能力以及部署和作戰準備的需求。它們旨在使美國能夠有效應對現代威脅，并在不斷變化的全球安全環境中保持作戰優勢。

美國空軍和太空部隊的 7 項作戰要務

1 確定彈性和有效的太空作戰秩序和架構

定義彈性和有效的太空作戰秩序和架構是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太空威脅。它能確保天基服務和能力即使在受到攻擊時也能保持正常運行。

敵人正在積極發展反太空能力和 A2/AD 戰略，以破壞美軍指揮系統。為確保國家的優勢，美國自 2010 年以來一直在提高太空架構的彈性。

為此，太空作戰總指揮約翰-W-雷蒙德將軍優先考慮轉向更具彈性的架構。這些優先事項加強了高空系統和 JADC2 框架等跨領域能力。

太空部隊的解決方案旨在將低地球軌道上的衛星數量增加六倍。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是將區域軍事保護能力納入全球定位系統（GPS）Block IIIF 衛星，這是 2023 財年預算申請的一部分。

2 實現作戰優化的先進作戰管理系統（ABMS）/空軍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AF JADC2）

美國空軍的作戰優化先進作戰管理系統（ABMS）/空軍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AF JADC2）是一項旨在改進空、陸、海、空和網絡戰中的控制與作戰的計劃。

ABMS/AF JADC2 使系統更加靈活，能更好地處理復雜情況。這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云計算等先進技術來快速決策和實時響應。

美空軍投入了很大一部分預算用于開發和實施 ABMS/AF JADC2。2024 年，其預算申請中包括 18 億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14 億美元用于 JADC2。

此外，該機構還命名了 50 個未確定的計劃項目，計劃作為其對 JADC2 核心貢獻的一部分，稱為 "DAF 戰斗網絡"。空軍還計劃在2025年將AMBS經費增加到8.15億美元，2026年增加到9.51億美元，2027年增加到7.21億美元，2028年增加到7.11億美元。

3 定義下一代空中優勢系統（NGAD）

美國空軍的 "定義下一代空中優勢（NGAD）系統"（Defining 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 (NGAD) System-of-Systems ）以戰斗機、有人駕駛和無人駕駛飛機系統以及網絡和電子組件的形式開發新一代空中優勢技術。

NGAD 系統將為美國空軍提供先進技術，以便在 2030 年代及以后保持空中優勢。這些技術包括新的隱形戰斗機設計，在與無人駕駛飛機配合使用時將更加強大，用途更加廣泛。

事實上，美國空軍已經在 NGAD 的研發上花費了數十億美元，更多的資金正在籌措中。美國空軍已經撥款 9.75 億美元購買推進器原型，以改進 NGAD 有人駕駛平臺的發動機系統。從長遠來看，到 2028 年，美國空軍將為 NGAD 的研發投入 190 億美元的預算。

4 在充滿挑戰的作戰環境中實現移動目標的規模化打擊

在具有挑戰性的作戰環境中實現大規模移動目標交戰增強了軍隊利用不同系統和技術同時發現、跟蹤和攻擊大范圍內多個移動目標的能力。

這種作戰要領可協調傳感器、武器系統、指揮與控制結構以及情報資產，以制定完整而快速的應對計劃。在面對使用機動或在困難地形作戰的隱形敵人時，這種作戰方式最為有效。

為此，軍費開支主要用于開發和購買先進的技術和系統，包括用于發現和跟蹤移動目標的傳感器、用于精確攻擊的精確制導彈藥，以及用于在平臺和指揮機構之間快速、安全地共享信息的通信網絡。

2024 年 3 月，BlackSky公司從空軍研究實驗室（AFRL）獲得了一份價值 2400 萬美元的合同，用于創建移動目標交戰服務。美國太空部隊還在其2024年至2028年的支出計劃中為地面移動目標指示器（GMTI）項目申請了12億美元。

5 在對抗性的環境中定義優化的彈性基地、維持和通信

在有對抗性環境中定義優化的彈性基地、維持和通信意味著開發適應性強的軍事基地、后勤解決方案和通信系統。即使在受到敵人的挑戰或攻擊時，它們也需要良好地運行。

下面是更詳細的介紹：

彈性基礎涉及精心規劃和設置軍事基地和行動。部隊和裝備需要分散在不同地點，使敵人更難將其作為目標。

在有爭議的環境中，維持軍事部隊的彈藥、燃料和備件供應，智能物流和供應鏈管理至關重要。它還包括風險規劃、使用自主系統進行補給，以及使用 3D 打印等技術按需制造關鍵零部件。

通信必須足夠穩定，以便在沒有支持的惡劣條件下工作。例如，城域網無線電和自組網、自修復網狀網絡可幫助在惡劣條件下維持數據連接。此外，"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JADC2）等計劃可讓指揮官在陸地、水域和空中連接傳感器和武器。

6 定義 B-21 遠程打擊系統家族

與 NGAD 一樣，"定義 B-21 遠程打擊系統家族 "也概述了美國空軍圍繞這種新型隱形轟炸機開發和連接各種技術的計劃。

除建造隱形轟炸機外，還需要制定戰略，使其與其他支持技術（如監視平臺、電子戰工具、通信系統以及無人或自主系統）一起投入使用。

將該轟炸機整合到 B-21 "突襲者 "系列系統中，可以提高空軍的遠距離攻擊能力、在危險地區的生存能力以及為指揮官提供快速選擇的靈活性。這種方法還能讓空軍利用數字工程和開放式系統架構等新技術，根據威脅的變化對轟炸機進行升級。

2023 年，美國空軍（DAF）預留了 52 億美元，用于開發、設計、制造和測試 B-21 突擊機及相關技術和設施。這筆資金確保了所有配套系統的開發和有效使用。

7 空軍部向戰時態勢過渡以對抗同級競爭對手的準備狀態

根據 "空軍部向戰時態勢過渡以對抗同級競爭對手的準備狀態"，空軍部正在通過升級裝備、培訓人員和開發新技術，向戰時態勢過渡，以對抗軍事能力相當的國家。

這一行動要務還能威懾潛在的敵人，他們花費數十年時間研究和開發攻擊國家系統和基礎設施的方法。這種戰備狀態可確保武裝部隊在重大沖突中具有競爭力，并在必要時保護美國及其盟國。它還側重于適應新型戰爭和對抗其他強國在軍事能力方面的進步。

根據這一要求，"10 x 10 愿景 "還計劃通過提高整個軍隊的數據質量、數據訪問和合規性來加快現代化進程。總統對國防部的預算要求增加到 7,730 億美元，以保持強大的威懾力，支持軍人和家屬，加強伙伴關系，并保持美國的技術優勢。

參考來源：GovCon

人工智能的發展、對美國國防部的影響以及意外后果

美國陸軍仍在努力研究如何以最佳方式將自主性、機器人技術和人工智能（AI）納入部隊現代化工作。 用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鮑勃-沃克（Bob Work）先生的話說，這是 "美國陸軍擁有黑夜的時刻"。 但時不我待，對手也了解人工智能改變游戲規則的力量。

2017 年 9 月 1 日，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發表講話時說："人工智能是未來，不僅是俄羅斯的未來，也是全人類的未來。 它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也帶來了難以預測的威脅。 誰成為這一領域的領導者，誰就將成為世界的統治者"。

烏克蘭已經成功地將機器視覺技術應用到其重型轟炸機無人機（UAV）中，實現了完全自主的戰場殺傷力，并且正在為其第一人稱視角（FPV）無人機尋求同樣的技術；而以色列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目標集，以打擊加沙的 HAMAS。

在不斷變化的全球安全格局中，人工智能（AI）與軍事、通信和情報應用的交叉已超越了單純的技術創新，成為地緣政治戰略和國防的決定性因素。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以計算能力、算法復雜性和數據分析方面前所未有的進步為標志，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戰爭、情報收集和戰略溝通的性質。隨著各國努力在日益復雜和相互關聯的世界中保持軍事優勢和維護國家利益，爭奪人工智能主導權已成為當務之急，而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則處于這場技術軍備競賽的最前沿。

在此背景下，本文深入探討了人工智能在軍事、通信和情報應用領域的多方面發展。文章探討了人工智能能力如何重塑戰爭戰術、增強情報搜集能力以及徹底改變通信網絡。此外，還分析了全球主要參與者之間正在進行的軍備競賽動態，并評估了美國國防部在駕馭這一快速演變的戰略格局方面的影響。通過研究技術創新、戰略競爭和倫理考慮之間的相互作用，本文試圖揭示在國家安全背景下追求人工智能優勢所固有的復雜性和挑戰。

人工智能在軍事、通信和情報應用領域的發展

人工智能在軍事應用領域的發展以計算能力、算法復雜性和數據分析的快速進步為特征。從自主無人機到用于戰略規劃的預測分析，人工智能能力改變了現代戰爭，增強了決策過程，實現了后勤自動化，并提高了戰斗力。在通信和情報搜集方面，人工智能驅動的算法可從龐大的數據集中篩選出可行的見解，使情報機構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和效率識別威脅、預測敵對行為并維護國家安全利益。

正在進行的人工智能軍備競賽

美國憑借其技術實力和強大的國防工業，在人工智能創新方面略勝一籌，其聯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等舉措在國防部內部率先開展了人工智能整合工作。

然而，俄羅斯和中國已經迅速縮小了差距，在其軍事現代化努力中優先考慮人工智能驅動的能力。俄羅斯的重點是人工智能戰略威懾和不對稱戰爭，而中國則強調人工智能驅動的監視、信息戰和高超音速武器。半自主操作的軍用無人機已在全球廣泛部署。中國和俄羅斯都在積極研制完全自主的無人機，并將烏克蘭戰場作為試驗場，以便在這一前沿領域獲得更多經驗。

自俄羅斯開始全面入侵以來，烏克蘭已在戰場、沖突記錄以及應對俄羅斯網絡和信息戰等多個方面應用了人工智能。烏克蘭的自主無人機，包括軍用和民用無人機，在識別和打擊俄羅斯目標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人工智能促進了自動起飛、降落和瞄準過程。

最近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沖突為以色列國防軍在更廣泛的行動中運用此類技術提供了一個無與倫比的機會。具體而言，以色列國防軍已利用名為 "福音"的人工智能目標生成平臺，大大加快了識別交戰目標的速度，官員們將其比喻為 "工廠 "生產線。據以色列國防軍前總參謀長阿維夫-科查維（Aviv Kochavi）說："過去，我們每年在加沙生產 50 個目標。現在，這臺機器一天能生產 100 個目標，其中 50%的目標會受到攻擊"。

圖：烏克蘭武裝部隊的Saker重型轟炸機無人機（UAV）拍攝的視頻劇照--其全自動機器視覺（即 AI）可自動發現、定位、識別和選擇目標/資料來源：X（烏克蘭陣線發布的推文）

對美國國防部的影響

對美國國防部而言，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的影響是深遠而多方面的。一方面，人工智能支持的能力提高了軍事殺傷力、敏捷性和應變能力，在日益復雜和競爭激烈的安全環境中提供了戰略優勢。將人工智能融入軍事行動，可以提高態勢感知能力，加快決策進程，增強兵力投送能力，從而加強美國在全球舞臺上的軍事主導地位和威懾能力。

然而，對人工智能優勢的不懈追求也給美國軍事機構帶來了戰略困境和道德考量。人工智能驅動的自主武器的擴散引發了對人類控制的侵蝕、致命武力的道德使用以及沖突意外升級可能性的擔憂。此外，人工智能戰爭的非對稱性質在關鍵基礎設施、指揮系統和決策過程中引入了漏洞，使美軍面臨新形式的網絡威脅和戰略漏洞。

潛在的意外后果

在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的熱潮中，對技術優勢的追求蘊含著意外后果和破壞穩定效應的巨大風險。日益依賴人工智能驅動的決策算法可能會加劇偏見、擴大系統誤差，并在無意中使沖突升級。此外，人工智能技術向非國家行為者、流氓國家和網絡犯罪分子的擴散給全球安全帶來了嚴重風險，有可能引發不可預測和無法控制的連鎖反應。

此外，人工智能戰爭缺乏標準化的法規和道德框架，加劇了這些挑戰，創造了一個充滿生存風險和戰略不確定性的動蕩和不可預測的戰略環境。人工智能擴散的意外后果超出了軍事應用的范圍，影響到社會規范、國際關系和地緣政治穩定，因此有必要采取全面協作的方法來降低風險，維護全球安全利益。

結論

人工智能在軍事、通信和情報應用領域的發展預示著一個以前所未有的技術先進性和戰略復雜性為特征的新戰爭時代的到來。隨著美國、俄羅斯、中國和其他國家繼續大力投資于人工智能的研究、開發和部署，全球安全格局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對國際關系、戰略穩定和道德治理產生深遠影響。正在進行的人工智能軍備競賽凸顯了對國際合作、道德標準和監管框架的迫切需要，以降低風險、維護人權和保障全球安全利益。

在應對人工智能擴散的倫理、戰略和意外后果時，國防部門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戰略困境。雖然人工智能能力在提高軍事效力和作戰效率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但它們也帶來了新的脆弱性、倫理考慮和戰略不確定性。因此，當務之急是采取一種全面的協作方法，讓政府、學術界、產業界和民間社會的利益相關者參與進來，以解決人工智能技術、國家安全和全球穩定之間的復雜交叉問題。

在規劃人工智能驅動的戰爭時代的前進方向時，必須認識到技術創新的雙重性質--既是推動人類進步的工具，也是破壞穩定和引發沖突的潛在根源。通過利用人工智能的變革潛力，同時堅持道德原則、國際準則和價值觀，可以塑造一個未來，讓技術創新在日益相互關聯的世界中成為促進和平、安全與繁榮的力量。

本文介紹了無人機在現代戰爭中的興起、一些典型無人機型號特點功能、烏克蘭戰爭中的無人機、無人機倫理考量、反無人機等。

在無人機技術快速發展的推動下，現代戰爭領域正在經歷重大變革。這種轉變的核心是自主無人機的出現，它代表了軍事能力的新前沿。這一發展不僅是一種漸進式的進步，而且是一種范式轉變，對作戰環境和民用環境都有深遠的影響。

1 自主無人機：下一個前沿

美國空軍將自主無人機作為僚機整合到戰斗機作戰中的倡議，證明了無人機技術的進步。美國空軍計劃在2024年加強自主飛行實驗，目標是將這些無人機與F-35和未來的戰斗機一起部署。這些協作戰斗機（CCA）預計將執行從打擊目標到電子戰的無數任務，突出了無人機在現代戰爭中的多方面效用。部署大型無人機機隊的雄心勃勃的目標突顯了向大規模整合自主能力的戰略轉變。

1.1 大眾市場軍用無人機的興起

Bayraktar TB2 等大眾市場無人機對戰爭的影響怎么強調都不為過。這些無人機使空戰擴散化，使更廣泛的參與者能夠獲得先進的能力。TB2的遠程攻擊能力及其作戰效率展示了無人機的戰略價值。這種轉變挑戰了傳統的軍事范式，強調了技術在公平競爭中的作用。無人機戰爭的演變突顯了從傳統主導地位向更分散、更易于獲得的軍事力量形式的過渡。

1.2 自主蜂群無人機：游戲規則改變者

自主蜂群無人機的發展標志著軍事戰略的重大飛躍。這些無人機能夠在有凝聚力的單元中運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適應性、效率和戰略縱深的組合。它們主導戰斗場景并起到威懾作用的潛力反映了利用集體人工智能能力的戰略優勢。蜂群無人機部署的心理和戰術層面可以重新定義交戰的性質，使其成為未來軍事行動的關鍵要素。

1.3 倫理和戰略考量

自主無人機和人工智能在戰爭中的出現引發了復雜的倫理和戰略問題。將決策權委托給機器，特別是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需要仔細研究其倫理影響。此外，這些技術有可能改變戰略格局，因此需要對它們對全球安全動態的影響有細致入微的了解。將自主無人機整合到軍事戰略中既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需要深思熟慮的治理和監督。

無人機戰爭的發展軌跡很明確：自主無人機將在未來的軍事行動中發揮關鍵作用。這種轉變的影響是深遠的，涉及戰略、倫理和作戰層面。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軍事和地緣政治格局無疑將隨之重塑。挑戰在于駕馭這一新領域，確保負責任和有效地利用無人機技術的進步，以在日益復雜的世界中增強安全性和穩定性。

2 現代戰爭中自主無人機的興起和自動目標識別

隨著自主無人機和先進的自動目標識別 （ATR） 系統的集成，現代戰爭的格局正在迅速發展，這標志著戰場內外軍事行動方式的重大轉變。這些技術進步不僅增強了作戰能力，還提出了重要的道德和戰略考慮。

2.1 軍事行動中的自主無人機

美國空軍計劃開發一支可以與F-35等有人駕駛戰斗機一起自主飛行的無人機僚機機隊，這證明了自主無人機有望在未來的戰斗場景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協作戰斗機 （CCA） 專為各種任務而設計，包括監視、打擊敵方目標、電子戰和充當誘餌。美國空軍計劃在不久的將來部署這些無人機，目前正在積極研究和測試自主飛行能力和戰術，以確保無縫融入中隊作戰。這一工作是利用自主系統提高軍事行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

2.2 自動目標識別的進步

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發展的推動下，自動目標識別（ATR）技術處于改變軍事行動的最前沿。BAE系統公司已獲得美空軍研究實驗室的一項重要合同，為ATR開發機器學習軟件，作為戰術自主性多傳感器開發（META）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提供先進的態勢感知，并實現對競爭環境中移動目標意圖的高置信度檢測、跟蹤、識別和理解。通過集成環境自適應處理，該技術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誤報，并增強復雜操作場景中目標識別的可靠性。

2.3 自動目標識別的變革性影響

ATR 技術將徹底改變國防分析，能夠識別 AI 應用程序生成的大量數據中的模式、趨勢和異常情況。這種能力將改善作戰戰略、戰術和軍事準備，在更有效地識別和應對威脅方面具有顯著優勢。然而，采用 ATR 也帶來了挑戰，包括確保這些系統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以防止誤報或誤報以及解決網絡安全漏洞。

2.4 倫理和戰略考量

自主無人機和ATR技術的興起將重要的倫理和戰略問題帶到了最前沿，特別是關于人類判斷在戰斗決策中的作用以及將人類行為者與戰場保持距離的影響。在利用技術進步提高作戰效率與在軍事行動中保持問責制和道德標準之間，需要謹慎平衡。

隨著自主無人機和ATR技術的不斷發展，它們有望顯著改變戰爭的性質，提供增強的能力，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這些技術的成功整合將取決于解決道德問題，確保系統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以及制定戰略框架，以利用其優勢同時降低風險。現代戰爭的未來將越來越依賴于適應這些尖端技術并將其整合到軍事戰略和行動中的能力。

3 重新定義戰爭：配備人工智能的戰爭無人機在現代軍事技術中的興起

軍用無人機領域正在迅速發展，人工智能 （AI） 的集成將這些機器推向了現代戰爭的最前沿。在配備人工智能的最先進和具有潛在危險的戰爭無人機中，有一些因其能力、作戰范圍、自主性以及人工智能協作的潛力而脫穎而出，這些潛力可以進一步擴大其在戰場上的威脅程度。

3.1 配備人工智能的先進戰爭無人機

（1）Bayraktar TB2無人機

這架土耳其制造的無人機在各種沖突中表現出了顯著的效果，展示了自主操作和進行精確打擊的能力。它在戰場上的成功凸顯了中空長航時 （MALE） 無人機的戰略效用。

1）基本飛行性能標準：

• 18,000 英尺工作高度
• 27 小時最長飛行時間
• 全自動飛行控制和 3 冗余自動駕駛系統（三重冗余）
• 全自動著陸和起飛功能，不依賴地面系統
• 通過內部傳感器融合進行導航，無需依賴 GPS
• 最大海拔25000英尺

2）高級功能：

• 全自動導航和路線跟蹤功能
• 內置傳感器融合的精確自動起飛和著陸
• 全自動滑行和停泊功能
• 支持半自主飛行模式
• 容錯和 3 冗余傳感器融合應用
• 交叉冗余YKI系統
• 獨特的冗余伺服執行器單元
• 獨特的冗余鋰基電池單元

3）技術規格：

• 通信范圍 ： <300 km
• 巡航速度-最高速度：70 節 – 120 節
• 有效載荷能力 ： 150 kg
• 效載荷 – ISR：可切換 EO/IR/LD 或多用途 AESA 雷達
• 有效載荷 - 彈藥：4 激光制導智能彈藥
• 燃料容量/類型 ： 300升/汽油
• 起飛和著陸：跟蹤（自動）
• 最大起飛重量：700公斤
• 續航時間：27小時
• 翼展：12米
• 高度：2.2米
• 長度：6.5米
• 推力類型 ： 105 hp 內燃噴射發動機
• 作業海拔-最大海拔: 18000 - 25000英尺

本土彈藥“Roketsan MAM-L和MAM-C”的整合以及成功執行情報、持續空中監視和偵察（ISR）任務的能力，使該系統成為作戰中不可或缺的平臺。武裝無人機 Bayraktar TB2 是一個多用途平臺，因為它可以使用機載激光指示器執行目標捕獲。它還能夠使用由四枚智能彈藥組成的有效載荷消滅目標。Bayraktar TB2 是一個系統，可提供執行外科手術精確打擊所需的所有尖端解決方案，防止對近距離區域造成廣泛損壞。這些功能確保平民安全是首要任務。

4）實時圖像傳輸和備份系統:

Baykar 實時圖像傳輸系統 （BGAM） 為國防工業提供實時圖像傳輸和處理解決方案。BGAM 允許多個用戶同時監控高分辨率、無延遲的直播。BGAM 是一個基于 Web 的應用程序，允許用戶通過互聯網使用移動應用程序在網絡或平板電腦上安全地觀看直播。

系統會自動將所有傳輸的圖像存儲到 30 分鐘的文件中。在監控實時影像時，用戶可以在系統上做多標簽筆記。保存的標簽和標簽將有助于日后通過存檔視頻進行搜索。同樣，根據這些注釋，可以創建任務日志，然后導出。存檔文件可以按日期和元數據進行篩選。

出于安全原因，系統會自動重新生成臨時密碼，以保護對實時傳輸和存檔影像的訪問。用戶名或設備信息水印顯示在所有實時和存檔的視頻文件上。

或者，嵌入式軟件可以集成到圖像傳輸系統中，允許實時傳輸到運行 Windows 的移動設備。從高度安全的網絡到移動設備的數據傳輸通過采用端到端加密方法（也稱為數據二極管模型）進行保護。

5）地面控制站: TB2 使用三頻進行 LOS 控制和視頻傳輸。

Baykar移動地面控制站（移動GCS）確保從遠離中央指揮中心的前方基地遠程控制Bayraktar TB2平臺。移動GCS強大的通信天線通過允許Bayraktar TB2無人機起飛和降落來擴大任務范圍。

與NATO ACE III避難所標準一致，移動GCS包括一個液壓驅動的高空作業平臺，可提升至12米，自動定向天線系統和強大的卡車，通過液壓支腿為所有這些部件提供機動性。移動GCS是Baykar自己的設計。它配備了尖端的傳感器和控制閥，可以在短時間內安全地進行設置。

（2）蘇霍伊 S-70 Okhotnik-B無人機

俄羅斯進入隱形戰斗無人機，旨在與Su-57等有人駕駛戰斗機一起工作，代表了無人系統與傳統空中力量相結合的飛躍。它的能力預示著未來無人機和有人駕駛飛機協同行動以實現戰略目標。

1）蘇霍伊 S-70 技術數據表

• 發動機
  • 兩臺土星 AL-41F1 渦扇發動機
  • 推力：每個高達 32,000 磅
  • 高可靠性和高效率
  • 預期壽命長
• 航電
  • 先進的航空電子設備套件
  • 強大的雷達和電子戰系統
  • 先進的通信系統
  • 雷達探測范圍：最遠 400 公里
  • 用于破壞和干擾的電子戰系統
• 武器系統
  • 空對空導彈：R-73、R-77
  • 導彈射程：可達 300 公里
  • 用于近距離戰斗的 30 毫米加農炮
• 隱身功能
  • 最小化的雷達信號特征
  • 精心設計的飛機形狀，以減少 RCS
  • 雷達吸收涂層和材料
  • 減少發動機的熱特征
• 機動性
  • 先進的飛行控制
  • 矢量推力引擎
  • 高敏捷性和機動性

蘇霍伊S-70是一種高度先進的第五代戰斗機，以其強大的技術特征而聞名，使其成為空戰中的強大競爭者。這些技術特點重點介紹如下：

發動機：S-70配備了兩臺強大的土星AL-41F1渦扇發動機，每臺發動機能夠產生高達32,000磅的推力。這些發動機以其可靠性和效率而聞名，具有較長的預期壽命，可確保在各種操作場景中保持性能。

航空電子設備：該飛機擁有先進的航空電子設備套件，包括最先進的雷達和電子戰系統。它的雷達系統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探測范圍，可達400公里，使其能夠在相當遠的距離內識別和跟蹤目標。電子戰系統旨在有效地破壞和干擾敵人的通信。

武器系統：S-70可以裝備空對空導彈，如高度機動的R-73和R-77，可以與300公里外的目標交戰。在近距離戰斗情況下，該飛機配備了一門強大的 30 毫米加農炮，以實現精確交戰。

隱身功能：S-70采用了隱身技術，以盡量減少其雷達信號，使敵方雷達系統難以探測到。空氣動力學設計減小了其雷達橫截面，而雷達吸收涂層和材料進一步降低了其雷達特征。此外，該飛機的發動機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其熱特征，使其不易受到熱尋導彈的攻擊。武器和航空電子系統的電磁輻射也減少了，有助于其隱身能力。

機動性：S-70先進的飛行控制和推力矢量發動機使其能夠高效地執行急轉彎和復雜機動。這種出色的機動性在敏捷性和速度至關重要的格斗場景中尤為有利。

2）作戰能力

蘇霍伊S-70主要設計用于空對空作戰，使其成為一種能力強大的戰斗機。其先進的武器系統，包括 R-73、R-77 導彈和強大的 30 毫米加農炮，使其在打擊和消除敵方威脅方面具有優勢。雷達系統的遠探測距離和電子戰能力使S-70能夠在遠距離內與敵機交戰和探測。其卓越的機動性進一步增強了其在空戰中的有效性，確保它能夠以敏捷和速度戰勝對手。

3. 前景

盡管蘇霍伊 S-70 于 2020 年推出，但已經顯示出巨大的潛力，并引起了全球潛在買家的極大興趣。預計它仍將是俄羅斯軍事戰略的核心要素，隨著其受歡迎程度的提高，計劃在更多國家增加生產和部署。隨著時間的推移，該飛機的能力可能會提高，其隱身能力、航空電子設備、傳感器、雷達和電子戰系統有可能升級，以跟上不斷發展的技術和潛在對手的步伐。

（3）XQ-58A 女武神

Valkyrie 是美國空軍開發的一款支持人工智能的無人機，代表了向能夠執行各種角色的自主無人機的轉變，從偵察到充當支持有人駕駛噴氣式飛機的誘餌。它的蜂群作戰潛力可以重新定義空戰戰略。

奎托斯戰術無人機系統（KUAS）：

隨著戰術飛機采購成本的增加和近對等對手的出現，奎托斯無人機系統（KUAS）一直是開發可重復使用和可消耗的無人機系統（UAS）的先驅，該系統用于有爭議的環境中的有人-無人編隊（MUM-T）行動。利用其在高性能次級空中目標方面的專業知識，KUAS設計、開發并演示了XQ-58A Valkyrie，這是第一款專用的可消耗性無人機系統。

XQ-58A Valkyrie 代表了戰術無人機系統技術的突破性方法。這種隱形無人作戰飛行器最初由奎托斯開發和制造，并作為低成本消耗打擊演示器計劃的一部分向美國空軍展示。它屬于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的低成本可消耗飛機技術（LCAAT）項目組合，旨在為無人護航或僚機在戰斗場景中與載人戰斗機一起作戰提供一種經濟實惠、成本/重量顯著降低的解決方案。

奎托斯的 XQ-58A Valkyrie 自 2019 年開始運營，目前正在俄克拉荷馬城生產，擁有高性能能力、生存能力以及以高亞音速進行遠程飛行的能力。它可以作為忠誠的僚機，單獨操作，也可以作為蜂群的一部分發揮作用。它的經濟性、遠程能力、高亞音速、機動性和靈活的任務套件配置，加上從其內部炸彈艙和機翼站攜帶致命武器的選項，為各種國防部客戶提供了廣泛的靈活性。

此外，XQ-58A在驗證載人平臺自主電子支持的有效性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并展示了人工智能平臺在增強戰斗空中巡邏方面的潛力。它能夠獨立于跑道或機場進行遠程預部署和操作，對近乎對等的對手起到重要的威懾作用，并為美國作戰人員提供最大的作戰靈活性和實用性。

此外，Valkyrie 采用的生產方法是從奎托斯負擔得起的噴氣式無人機目標飛機演變而來的，確保它完全符合眾議院通過的 2024 年國防授權法案 （NDAA） 定義的可消耗成本等級。這種分類進一步將其區分為實現國防部大規模任務目標的推動者。XQ-58A Valkyrie 代表了現代戰爭的尖端解決方案，體現了戰術無人機系統的創新、經濟性和卓越性能。

（4）“小精靈”（Gremlin）無人機

這些無人機由美國國防公司奎托斯（Kratos）提出，可以從“母艦”發射，完成任務，然后在空中返回加油和重新武裝。這一概念為無人機操作引入了新的靈活性和持久性，無需地面支持即可實現連續交戰。

美國和英國正在追求“忠誠僚機”無人機的概念，即自主運行或在飛行員的控制下運行，目標是制造1000架這樣的飛機。這些無人機旨在補充載人戰斗機，提供增強的靈活性和火力。該倡議突出了人機協作的戰略方法，強調人工智能在支持傳統軍事任務方面的整合。

X-61A “小精靈”項目代表了在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主持下無人機技術和戰略的重大飛躍。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于 2019 年 11 月首次升空，處于不斷發展的軍事戰術和技術進步的最前沿。X-61A “小精靈”無人機（UAV）由Kratos Defense & Security Solutions和Leidos的全資子公司Dynetics， Inc.合作開發，證明了推動現代防御戰略的創新精神。

“小精靈”計劃以其部署和恢復無人機系統（UAS）的革命性方法而著稱。傳統上，無人機是從地面發射和回收的，限制了它們的作戰范圍和靈活性。然而，“小精靈”計劃試圖通過實現無人機組的空中發射和回收來克服這些限制。這種方法不僅擴展了無人機的作戰能力，而且通過實現快速部署和檢索來增強其戰略價值，大大縮短了任務之間的周轉時間。

“小精靈”計劃的主要目標是證明從現有軍用飛機（包括C-130等大型運輸機以及可能從戰斗機和其他小型固定翼平臺）發射和回收無人機群的可行性和效率。這種能力有望徹底改變空戰的進行方式，為從偵察和監視到電子戰和網絡作戰等各種任務使用無人系統提供前所未有的靈活性和效率。

創新性回收過程是“小精靈”計劃的標志。在完成指定任務后，C-130運輸機在半空中回收“小精靈”無人機，使用一種技術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無人機暴露在敵對環境中，并減少無人機操作的后勤足跡。回收后，小精靈被運回基地，在那里他們迅速翻新并為下一次任務做好準備。這種快速周轉能力凸顯了該計劃對可重復使用性和運營效率的重視，為無人機任務的可持續性設定了新標準。

X-61A “小精靈”的開發和成功飛行是DARPA，Kratos和Dynetics之間廣泛研究和合作的結晶。這種伙伴關系利用了每個組織的優勢，將DARPA的國防技術前瞻性方法與Kratos在無人機開發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Dynetics在系統集成和工程方面的能力相結合。其結果是，該計劃不僅展示了技術可行性，而且有可能重塑空戰中的戰術和戰略范式。

隨著“小精靈”計劃的進展，它繼續因其為美軍提供重大戰術優勢的潛力而受到關注。從機載平臺部署和恢復無人機群的能力提供了傳統無人機操作無法比擬的靈活性和響應能力。這種能力，加上通過快速周轉和任務可重用性獲得的作戰效率，使“小精靈”計劃成為未來軍事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

此外，五角大樓對人工智能驅動的蜂群無人機和艦船的探索表明，自主系統在沒有直接通信的情況下執行任務的潛力，從而減輕了與電子戰和干擾相關的風險。這一發展標志著人工智能在增強軍用無人機的作戰能力方面越來越重要，使其更具彈性和適應復雜的作戰場景。

這些進步表明，未來戰爭將越來越依賴自主無人機，能夠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進行復雜的決策和行動。持續的沖突和軍事戰略反映了利用人工智能獲得戰略優勢的趨勢，強調了技術在塑造未來戰爭方面的關鍵作用。

3.2 新興人工智能賦能無人機協作

通過人工智能進行無人機協作的概念是軍事戰略中的游戲規則改變者。這種合作不僅僅是無人機之間的通信，而是形成一個有凝聚力和適應性的網絡，能夠以最少的人為干預執行復雜的任務。

• 蜂群戰術：人工智能協作可以使無人機成群作戰，這些無人機可以自主決定飛行路徑、目標選擇和攻擊策略。這種程度的協作可以使蜂群在壓倒敵人的防御中非常有效，從而提供顯著的戰術優勢。
• 適應性學習：未來的無人機可能會分享經驗并從每次遭遇中學習，實時調整他們的策略。例如，如果一個蜂群中的一架無人機發現了一種更有效的攻擊方法，它可以立即與整個蜂群共享這些信息，從而提高后續交戰的有效性。
• 分布式指揮：與傳統的軍事等級制度不同，無人機群可以在分散的指揮結構下運作，在這種結構中，決策是根據集體智慧即時做出的。這可能使它們變得不可預測且難以應對。
• 一體化作戰：人工智能無人機可以與載人部隊無縫集成，無需直接控制即可提供支持、監視和作戰能力。這可以擴大軍事力量的作戰范圍，從而能夠更精確和戰略性地部署資源。

3.3 最危險的戰爭無人機愿景

未來最危險的戰爭無人機可能是結合了隱身、人工智能協作和自主能力的無人機。想象一下，一架無人機——或者更好的是，一群無人機——能夠進行偵察、識別目標，并在最少甚至沒有人工投入的情況下進行交戰。這種無人機將配備先進的隱身技術，使其難以被發現和攔截。

這些無人機可以在對抗性環境中運行，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導航、安全通信和做出戰略決策。人工智能處理信息和適應動態戰斗情況的潛力遠遠超過人類的能力，使這些無人機能夠以人類控制系統無法達到的速度執行復雜的機動和策略。

此外，將網絡戰工具集成到這些無人機中可以使它們破壞敵人的通信和防御，從而進一步提高其有效性。自主性、智能和火力的結合使這種配備人工智能的無人機的愿景成為任何防御系統的巨大挑戰。

隨著技術的進步，倫理和法律考慮將變得越來越重要。高度自主無人機的部署引發了關于問責制、意外附帶損害的可能性以及自主武器系統軍備競賽風險的問題。應對這些挑戰需要國際合作和制定強有力的監管框架，以確保人工智能在戰爭中的使用仍然處于人類的監督之下，并遵守國際法。

配備人工智能的無人機的發展代表了戰爭性質的重大轉變，協作式人工智能無人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未來最危險的無人機可能是那些能夠自主運行、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并與其他無人機執行協調戰略的無人機，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它們對敵方防御的可見性。

3.4 烏克蘭對注入人工智能的低端無人機的使用：現代戰爭的關鍵時刻

烏克蘭持續的沖突已成為現代戰爭領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展示了注入人工智能的低端無人機的關鍵作用。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宣布，烏克蘭的目標是在2024年為其軍隊生產100萬架無人機，這突顯了該國對利用這些先進技術的承諾。這一舉措凸顯了克服官僚主義和后勤挑戰的迫切需要，以確保無人機在戰場上的有效部署。

烏克蘭無人機戰爭的升級具有里程碑意義，將無人機從一項新興技術轉變為軍事戰略的關鍵要素。這場沖突凸顯了人工智能在增強無人機能力方面的巨大潛力，使它們在檢測、分類和打擊目標方面更加自主和有效。將先進的自動目標識別（ATR）技術集成到這些無人機中，標志著戰爭戰術的深刻轉變，朝著能夠塑造沖突進程的更加自主和智能的系統邁進。

烏克蘭的人工智能驅動的無人機正在使沖突對敵對勢力更加致命，這表明這些技術對戰場產生了切實的影響。通過人工智能算法抵消干擾和增強無人機自主性的努力表明了正在采用的創新方法。像 Twist Robotics 這樣的公司處于開發人工智能解決方案的最前沿，這些解決方案使無人機即使在信號中斷的情況下也能繼續執行任務，展示了現代戰爭的動態本質，技術不斷發展以應對新出現的挑戰。

這場戰爭實際上已成為人工智能戰爭的活實驗室，在實時戰斗情況下測試和完善人工智能增強系統的使用。從空中系統到自主船只和水下無人機，這場沖突展示了未來戰爭越來越網絡化和數據驅動的場景。人工智能在戰場上廣泛使用數據分析正在重塑情報收集，提供以前無法實現的戰略和戰術優勢。

人工智能驅動的無人機的出現，如“獵隼偵察兵”，進一步體現了烏克蘭對技術的創新使用。這些自主機器可以識別和攻擊各種軍事目標，展示了正在開發和部署的先進能力。這些無人機與烏克蘭的情報系統相結合，代表了在作戰行動中實現更高效、更致命的“殺傷鏈”的重大飛躍，標志著自主武器發揮關鍵作用的戰爭新時代。

隨著烏克蘭繼續推動無人機戰爭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這些發展對全球的影響是深遠的。這場沖突不僅考驗了當前軍事技術的局限性，也為未來的戰爭奠定了基礎，自主和注入人工智能的系統可能占據主導地位。各國和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是適應這些快速變化，認識到沖突和安全的未來將與無人機技術和人工智能的進步錯綜復雜地聯系在一起。

4 “切除纜繩”改變游戲規則：現代戰爭中自主無人機的演變

隨著自主無人機的出現，現代戰爭的格局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標志著軍事技術的關鍵發展。能夠在戰場上動態作戰的無人機的出現使精確制導和對峙打擊擴散化，使更廣泛的參與者能夠使用復雜的戰爭工具。這些發展徹底改變了監視和偵察，引入了收集和分析戰場數據的創新方法。

這一演變的一個關鍵里程碑是向將人類從控制回路中移除的過渡，這開辟了廣闊的可能性和擔憂的前沿。傳統的人機交互 （MITL） 控制雖然確保了人工監督，但限制了無人機的操作能力，尤其是在遠距離與動態目標交戰時。配備先進傳感器和人工智能驅動硬件和軟件的自主無人機可以獨立選擇和攻擊目標，從而克服這些限制。

自主蜂群無人機的使用代表了戰爭的新面貌，凸顯了人工智能對軍事戰略的深遠影響。這些無人機協同工作，利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對不斷變化的戰場條件做出快速反應。其影響超出了戰術優勢，因為自主蜂群也帶來了戰略和道德挑戰。將人工智能集成到無人機中，增強了它們在情報收集、監視和精確打擊方面的效率，讓我們得以一窺未來戰爭，技術優勢直接轉化為戰略優勢。

然而，自主無人機的部署引發了重大的法律和倫理問題，特別是在遵守國際人道法以及必要性、相稱性、歧視和預防原則方面。圍繞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AWS）監管的持續討論和辯論凸顯了確保未來無人機襲擊符合既定法律框架的復雜性。大國對規范LAWS的新條約的抵制凸顯了在自主戰爭技術治理方面達成國際共識的挑戰。

無人機蜂群的概念和人工智能輔助自主無人機的發展，例如美國和英國在航空母艦上測試大型遠程無人機，反映了軍事應用的創新軌跡。這些發展凸顯了無人機“邊學邊學”的潛力，在整個艦隊中分享戰術見解，甚至犧牲自己來保護有人駕駛戰斗機。反無人機技術的進步和無人機群在烏克蘭等沖突地區的戰略部署說明了無人機戰爭的動態變化，其中數量和集體行動的能力提高了作戰效率。

5 同形式，新功能：現代戰爭中自主無人機的演變

在無人機技術快速發展的推動下，現代戰爭領域正在經歷重大變革。這一轉變的最前沿是自主無人機的引入，例如遠程神風敢死隊無人機，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軍事行動的動態。這些事態發展標志著對傳統戰爭戰術的背離，既提供了戰略優勢，也給全世界的軍事戰略家帶來了新的挑戰。

至 2024 年，美國空軍將加快其自主飛行實驗，計劃整合無人機僚機，即協作戰斗機 （CCA），與 F-35 等有人駕駛戰斗機并肩作戰。這些CCA旨在執行各種任務，從打擊目標到進行監視，而無需直接的人為控制。該計劃旨在將機隊擴大到最初預計的 1,000 架無人機之外，這凸顯了軍事行動中對自主系統的日益依賴。

土耳其制造的Bayraktar TB2和伊朗設計的Shahed-136無人機等大眾市場軍用無人機的影響是深遠的。這些無人機在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各個沖突地區證明了它們的有效性，它們已被用于進行精確打擊和情報收集。特別是 Shahed-136 無人機，已被俄羅斯用于針對烏克蘭平民的恐怖行動，展示了無人機自主操作和瞄準固定點的能力。盡管成本相對較低，但部署此類無人機的經濟和戰略意義是巨大的，特別是考慮到使用更昂貴的導彈系統攔截這些無人機的成本差異。

自主蜂群無人機的興起代表了戰爭的新時代，有可能通過使用高度協調和高效的無人機群來重新定義軍事戰略。這些無人機在人工智能和太空技術的增強下，可以對不斷變化的戰場條件做出動態反應，并對潛在的侵略行為構成強大的威懾。在最近的沖突中，例如在烏克蘭，自主無人機的部署為了解其變革潛力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強調了向更靈活和更具成本效益的軍事技術的轉變。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與白鸛（White Stork）一起涉足人工智能驅動的軍事技術，體現了該領域的前沿發展。White Stork的目標是大規模生產能夠自主視覺瞄準的人工智能“神風敢死隊”無人機，此舉可能會顯著改變軍事技術和作戰策略的格局。施密特對國防技術的參與，加上他對烏克蘭工廠和試驗場的廣泛參觀，表明了他對通過創新提高軍事能力的堅定承諾。

6 學會殺傷:具有致命精度的自主無人機的興起

軍事領域正處于一個變革時代的邊緣，其特點是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執行任務的自主無人機的快速集成。這些先進的系統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正在重塑戰爭的本質，引入曾經是科幻小說領域的能力。

2024年，美國空軍將升級其自主技術的實驗，計劃對無人機僚機或協作戰斗機（CCA）進行飛行測試，這些飛機旨在配合F-35等有人駕駛戰斗機。這些無人機將發揮各種作用，從監視到打擊目標，體現向更加自動化的戰場的轉變。這項名為“毒液計劃”的計劃旨在將自主軟件集成到F-16戰斗機中，為戰斗中隊內CCA的無縫運行奠定基礎。

促進這一飛躍的技術進步不僅限于美國，全球軍事努力正在挑戰極限，翼龍-3和Bayraktar Kizilelma等無人機在自主能力方面處于領先地位。這些無人機能夠攜帶大量有效載荷并自主執行復雜的任務，這標志著向可以獨立于人類直接控制運行的無人機的轉變。

這一演變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在各種自主系統中的應用，包括涉及XQ-58A Valkyrie無人機的著名Valkyrie項目。該項目展示了無人機在人類飛行員的監督下自主進行偵察和參與戰斗的潛力。這些發展表明，在未來，無人機不僅是輔助工具，而且是軍事戰略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能夠適應動態的戰斗環境。

然而，這些自主系統的出現引發了深刻的倫理和戰略問題。傳統上由人類操作員負責的決策過程正逐漸轉移到算法上，因此有必要對自主戰爭的道德影響進行嚴格的審查。隨著人工智能驅動的無人機在戰場上變得越來越普遍，人類和機器決策之間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模糊，促使人們重新評估當前的軍事實踐和政策。

隨著世界進入這個新的戰爭時代，自主無人機的集成有望重新定義作戰策略，提供無與倫比的機遇和挑戰。無人機技術的進步不僅增強了軍事能力，而且需要對無人機的部署采取深思熟慮的方法，確保道德考慮處于這一技術飛躍的最前沿。

7 一個更艱巨的目標：反自主無人機的挑戰

自主無人機的興起代表了軍事參與和國內安全范式的重大轉變。這些無人機不受人類直接監督的限制，能夠獨立開展行動，對全球國防戰略提出了微妙的挑戰。

美國立法者最近的討論加劇了人們對五角大樓有效應對無人機威脅能力的擔憂。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兩黨小組在約旦發生襲擊事件導致三名美軍死亡后，對當前反無人機技術的充分性提出了質疑。越來越多的人呼吁改善部隊保護措施，并迅速購買先進的反無人機系統，以應對無人系統帶來的不斷變化的威脅，尤其是在過去三年中發生了近200起襲擊事件之后。

美國軍方正在積極努力加強其反無人機訓練和能力。在錫爾堡建立聯合反無人機系統大學是讓所有部門的作戰人員做好準備以識別、報告和應對無人機威脅的關鍵一步。這一舉措是將反無人機系統訓練納入各種演習和作戰協議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重點是當今和未來的威脅。

此外，五角大樓的反無人機辦公室正準備在 2024 年 6 月進行演示，重點是消滅成群的無人駕駛飛機。預計該演示將探索一種利用電子戰能力、高功率微波和動能攔截器的分層防御方法。該辦公室已經進行了幾次演示，旨在改進低抵押攔截器并評估用于反無人機系統操作的高功率微波系統。

美國空軍也在推進計劃在2024年測試無人機僚機的自主飛行能力。這些協作戰斗機旨在與有人駕駛戰斗機并肩作戰，代表了將自主系統整合到日常軍事行動中的轉變。該計劃與“毒液計劃”一起，旨在探索自主飛行的潛在好處，并制定將這些系統納入中隊戰略的策略。

美國海軍為海上作戰部署自主蜂群無人機的努力進一步凸顯了軍方對無人系統的承諾。生產就緒、廉價的海上遠征 （PRIME） 計劃旨在部署能夠在有爭議的水域自主作戰的小型無人水面車輛 （sUSV），這標志著海軍能力的重大進步。

這些發展凸顯了應對自主無人機防御復雜挑戰的多方面方法。隨著這些系統在現代戰爭和國內安全場景中變得越來越普遍，創新防御解決方案的必要性從未如此明確。無人機技術的發展，加上向自主行動的戰略轉變，需要采取積極主動的動態響應，以確保在不斷變化的威脅環境中的安全。

8 倫理大辯論：自主無人機在戰爭中的興起

自主無人機在戰爭中的興起引發了一場復雜的道德和倫理辯論，挑戰了既定規范，并引發了對監管框架的呼吁。這場辯論包括技術進步與國際人道法原則之間的平衡、人類監督的必要性，以及部署無需人工干預即可運行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AWS）的影響。

由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領導的聯合國一直是這些討論的重要平臺。一項關于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以禁止缺乏有意義的人為控制的法律的提案強調了在國際法律框架內應對這些挑戰的緊迫性。然而，美國、俄羅斯等大國認為，現有的國際人道法法規已經足夠，這表明在如何處理這些技術的治理方面存在分歧。

道德問題不僅限于遵守法律，還延伸到戰爭的本質。自主武器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沖突的動態，引發人們對區分戰斗人員和非戰斗人員的能力以及在激烈的戰斗中做出相稱決定的能力的質疑。這些系統以不可預測或超出其編程范圍的方式運行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層風險，引發了對自主交互引起的軍事版“閃電崩潰”的擔憂。

來自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等機構的專家對這場辯論進行了權衡，強調了道德考慮和法律義務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雖然LAWS可能提供操作優勢，例如降低人類在壓力下犯下戰爭罪的風險，但機器缺乏同理心和道德判斷力會帶來重大的道德困境。

圍繞LAWS的對話還涉及戰時法原則或戰爭中的正義原則，特別是關于區分和相稱原則。對算法進行目標選擇的依賴令人擔憂，人們擔心LAWS在復雜環境中準確區分戰斗員和平民的能力，這可能導致不可接受的附帶損害和平民傷亡。

隨著世界努力應對這些新興技術，人們的共識傾向于保持人類對致命決策過程一定程度控制的必要性。這不僅確保了對國際法的遵守，而且在戰爭中保留了道德指南針，這是純粹的自治系統可能缺乏的一個方面。正在進行的辯論和擬議的監管措施反映了一種集體努力，以駕馭LAWS所呈現的道德雷區，旨在維護人道主義原則，即使戰爭的性質隨著技術進步而演變。

參考來源：debuglies

美國國防工業不斷變化的格局

美國國防工業正在經歷重大變革，以適應21世紀戰略不確定性和技術進步帶來的挑戰。塑造行業未來的一個關鍵趨勢是增材制造等先進制造技術的集成。這種創新方法可以制造復雜而輕巧的部件，徹底改變國防部門的傳統制造工藝。例如，利用3D打印技術生產飛機和航天器零件可以提高效率，并實現快速原型制作和定制，展示了該行業對采用尖端解決方案的愿景。

除了增材制造外，能源彈性和環境考慮因素已成為軍事規劃中的關鍵因素。采用替代燃料和電力推進技術等可持續舉措反映了國防工業向環保意識實踐的更廣泛轉變。通過優先考慮能源彈性戰略，國防組織旨在減輕環境影響、提高運營效率并確保長期可持續性。例如，實施更環保的燃料替代品和創新的能源技術可以減少碳足跡，并有助于資源保護和環境管理，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

此外，隨著國防工業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航行，解決人才短缺和勞動力發展挑戰至關重要。美國組織正在探索創新的招聘和保留策略，以吸引熟練的專業人員，以應對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航空航天和國防公司可以通過超越傳統的薪酬方案和實施以任務為中心的營銷活動來有效地吸引潛在員工。此外，通過多樣化的學習途徑和職業發展計劃提高員工的技能對于為員工提供必要的技能以滿足行業內先進技術的需求至關重要。持續教育和培訓計劃可提高員工的能力，并確保隨時準備在國防行動中利用尖端創新。

網絡安全的戰略要務

在網絡攻擊威脅形勢不斷升級的推動下，網絡安全在制定未來防御戰略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國防工業對網絡安全的投資側重于增強信息戰能力和加強關鍵基礎設施免受惡意入侵。例如，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開發了創新的網絡安全解決方案，以保護軍事網絡免受高級持續威脅的侵害，凸顯了該行業在保護國家安全資產方面的積極立場。這些投資加強了網絡防御，并確保了面對不斷變化的網絡威脅時的運營連續性和彈性。

此外，制定進攻性網絡戰戰略凸顯了該行業在數字領域領先于潛在對手的愿景。通過部署進攻性策略，防御實體可以先發制人地破壞網絡威脅，并阻止惡意行為者破壞敏感的防御系統。在網絡防御系統中集成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算法，可實現實時威脅檢測和快速響應機制，從而增強行業有效應對復雜網絡威脅的能力。這種積極主動的方法符合行業的戰略要務，即保持信息優勢并保護關鍵資產免受網絡漏洞的影響。

除了進攻策略外，強調持續的網絡安全員工教育對于在國防組織內培養網絡意識文化至關重要。通過對員工進行網絡安全最佳實踐及其在維護安全環境方面的具體責任的教育，該行業確保每個人都為抵御網絡威脅的集體防御做出貢獻。例如，模擬網絡釣魚演習和定期的網絡安全培訓課程為員工提供了識別和減輕潛在風險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從而在組織的各個層面培養網絡安全警惕文化。技術、戰略和人力資本之間的這種合作努力凸顯了國防工業為保護其數字資產和保持運營完整性而采取的多方面方法。

利用人工智能徹底改變國防戰略

人工智能 （AI） 是一項變革性技術，它通過提供多種功能來提高作戰效率和決策過程，從而徹底改變國防戰略。人工智能在國防領域的應用跨越多個領域，包括空中交通管理、油耗優化以及情報和監視行動。通過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國防系統可以優化空域利用率，降低燃料成本，并處理大量數據，以獲得可操作的見解，從而做出明智的決策。例如，空中交通管理中的人工智能驅動解決方案可實現實時空域監控、航線優化和防撞，從而提高航空安全和效率。

此外，人工智能在國防領域最重要的影響之一是自主武器系統的發展。這些人工智能驅動的系統旨在獨立運行，在戰斗場景中做出精確和準確的瞬間決策。通過將人工智能集成到國防應用中，自主武器系統可以增強軍事能力，縮短響應時間，并可能減少高風險情況下的人為干預。例如，部署配備人工智能算法的自主無人機可以實現快速監視、目標識別和打擊行動，展示了國防技術向更加自主和智能系統發展的前景。

此外，人工智能在簡化國防工業的制造流程和提高運營效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國防組織可以通過利用 AI 驅動的分析和預測性維護算法來優化生產工作流程、減少停機時間并確保設備可靠性。例如，人工智能驅動的預測性維護系統可以主動預測設備故障、安排維護活動并優化備件庫存，從而節省成本并做好運營準備。將 AI 集成到制造流程中可以提高生產力，并為敏捷和自適應的國防生產能力鋪平道路，以應對動態任務要求和新出現的威脅。

太空戰：加強宇宙中的國家安全

太空領域對國家安全越來越重要，美國太空部隊的成立凸顯了太空戰在國防戰略中的戰略重要性。在對地理空間情報和圖像日益增長的需求的推動下，先進的衛星技術已將太空轉變為增強防御能力的關鍵領域。例如，衛星通信系統為軍事行動提供安全可靠的數據傳輸，促進在遠程和敵對環境中的實時態勢感知和通信。通過利用衛星技術，國防組織可以增強監視、偵察和通信能力，從而在不同的戰區實現對軍事資產的有效指揮和控制。

此外，整合衛星監視能力通過提供持續的監控和情報收集能力，徹底改變了國防戰略。國防實體可以通過部署配備高分辨率成像傳感器和高級數據分析的衛星星座來跟蹤和分析全球活動，檢測潛在威脅，并主動應對新出現的安全挑戰。例如，衛星偵察任務使國防軍能夠監視對手的動向，評估基礎設施的發展，并收集有關潛在威脅的情報，從而有助于戰略決策和作戰規劃。太空作戰與國防戰略之間的協同作用凸顯了該行業致力于利用太空作為力量倍增器，擴大軍事力量的范圍和能力，以加強國家安全。

此外，高超音速技術的競賽已成為國防創新的焦點，各國都在大力投資開發用于軍事應用的卓越高超音速能力。高超音速武器能夠以超過 5 馬赫的速度飛行，在速度、精度和規避機動性方面具有顯著優勢，重塑了現代戰爭的動態。例如，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積極尋求發展高超音速武器，以獲得戰略優勢并威懾潛在對手。定向能武器，如高功率激光和電磁軌道炮，是正在探索的先進防御技術之一，以增強軍事能力和應對新出現的威脅。追求高超音速技術旨在超越對手，保持戰略優勢，并確保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安全環境中具有威懾力。

制造業和后勤業的進步

國防工業正在見證向先進制造技術和創新后勤解決方案的范式轉變，以提高作戰能力和效率。增材制造，通常稱為 3D 打印，通過制造具有增強耐用性和性能的復雜輕質部件，正在徹底改變國防生產。例如，3D打印在生產飛機和航天器零件中的應用減少了重量和材料浪費，并加快了原型制作和生產過程，從而實現了快速迭代和定制。采用增材制造技術凸顯了該行業在國防制造中對敏捷性、成本效益和技術創新愿景。

此外，先進的后勤創新對于加強國防部門的供應鏈安全和作戰效率至關重要。國防公司可以利用區塊鏈等技術來提高其供應鏈運營的透明度、可追溯性和效率。例如，支持區塊鏈的供應鏈平臺可以實時了解關鍵軍事資產的移動情況，簡化采購流程，并降低與中斷相關的風險。集成先進的物流解決方案可優化庫存管理和配送，并增強作戰準備和響應能力，確保為軍事任務和突發事件提供無縫支持。

采用先進的制造技術還使國防公司能夠在快速發展的環境中保持競爭力和敏捷性。通過采用自動化、機器人和數字孿生技術，組織可以優化生產工作流程、降低成本并加速下一代防御系統的開發。例如，在裝配過程中使用機器人技術可以提高精度、效率和安全性，從而實現更高的質量標準和運營績效。先進制造技術的戰略整合增強了該行業的彈性、適應性和創新能力，使國防公司在全球國防市場中保持持續增長和競爭力。

能源彈性是戰略要務

能源彈性已成為國防工業的戰略要務，人們越來越重視可持續能源倡議和環境考慮。采用替代燃料、電力推進技術和脫碳工作反映了該行業對減少環境影響、提高運營效率和確保長期可持續性的承諾。通過優先考慮能源彈性戰略，國防組織旨在降低與能源供應中斷相關的風險，減少碳排放并優化資源利用。例如，整合可持續燃料和智能能源解決方案可以增強能源安全，并有助于環境保護和氣候適應力，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

此外，能源彈性計劃側重于使能源多樣化、提高能源效率和探索創新技術以應對不斷變化的能源挑戰。通過投資可再生能源系統、微電網解決方案和智能能源管理技術，國防實體可以提高運營可靠性，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并實現成本節約。例如，在軍事設施中部署太陽能電池陣列、風力渦輪機和儲能系統可以增強能源獨立性，降低運營成本，并加強任務準備。能源彈性戰略的整合不僅確保了可持續的能源實踐，而且增強了國防部門的運營靈活性、安全性和環境管理。

國防工業也在探索綠色能源替代品，如生物燃料、氫燃料電池和混合動力推進系統，以減少碳足跡并提高運營可持續性。通過過渡到更清潔的能源并采用節能技術，國防組織可以顯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能源消耗和運營成本。例如，在國防應用中開發混合動力電動汽車、飛機和船舶表明了向提高能源效率和環境責任的環保解決方案的轉變。該行業對能源彈性的戰略重點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減少環境影響和促進國防行動可持續實踐的努力相一致，反映了對負責任的資源管理和卓越運營的承諾。

人才和勞動力發展挑戰

國防工業面臨人才短缺和勞動力發展挑戰，需要創新的招聘和保留策略來吸引和留住熟練的專業人員。為了應對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組織正在將其方法擴展到傳統薪酬方案之外，通過以任務為中心的營銷活動和戰略招聘工作來吸引潛在員工。例如，航空航天和國防公司利用數字平臺、社交媒體和有針對性的廣告來接觸潛在候選人并傳達他們的組織文化、價值觀和職業機會。通過強調該行業對創新、國家安全和專業發展的承諾，國防公司可以脫穎而出并吸引頂尖人才，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勞動力需求。

此外，通過量身定制的學習計劃、職業發展計劃和繼續教育機會來提高員工的技能，對于讓員工掌握在不斷發展的國防領域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和知識至關重要。通過投資培訓模塊、認證和專業發展課程，國防組織可以提高員工的能力，適應技術進步，并培養終身學習的文化。例如，整合在線學習平臺、指導計劃和領導力培訓研討會使員工能夠獲得新技能，跟上行業趨勢，并在國防部門推進他們的職業生涯。該行業對人才發展和勞動力賦權的關注凸顯了其致力于建立一支能夠應對未來挑戰的熟練、多樣化和有彈性的員工隊伍的愿景。

此外，以任務為中心的營銷活動和戰略招聘工作對于吸引國防工業人才和展示可用的各種職業機會至關重要。通過突出該行業的創新項目、尖端技術以及對國家安全的有意義的影響，國防組織可以吸引廣泛的候選人并激發對國防相關職業的興趣。例如，在大學、招聘會和行業活動中開展有針對性的招聘活動，提高人們對國防工業機會的認識，與潛在人才互動，并促進該行業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和回報的職業發展部門。招聘計劃與組織價值觀、愿景和使命的戰略一致性培養了一批熟練的專業人員以及卓越和創新的文化，并確保行業準備好應對未來的勞動力需求和挑戰。

數字化轉型和新興技術

數字化轉型和新興技術的集成正在重塑航空航天和國防部門，推動國防行動的創新、效率和競爭力。數字孿生和數字主線技術正在加速產品設計迭代，優化制造流程，并提高國防工業的運營績效。組織可以通過創建物理資產的虛擬副本并在整個產品生命周期中連接數字數據線程，在其設計和生產工作流程中實現更高的可見性、控制和協作。例如，在飛機維護中實施數字孿生技術可實現預測性維護計劃、故障診斷和性能優化，從而減少停機時間并增強運營準備。

此外，增強現實 （AR） 和虛擬現實 （VR） 等沉浸式技術正在改變國防部門的培訓方法、維護程序和操作工作流程。通過模擬逼真的場景、提供動手培訓模塊和實現交互式學習體驗，AR 和 VR 技術增強了態勢感知能力，提高了技能保留率，并優化了軍事人員的績效成果。例如，在設備維護中使用 AR 應用程序允許技術人員訪問實時數據、數字手冊和分步說明，從而加快維修、故障排除和運營支持。沉浸式技術的整合提高了培訓效果。它在國防組織內培養了一種創新、適應性和持續學習的文化，使他們能夠在快速發展的數字環境中取得成功。

此外，在航空航天和國防行動中采用工業 4.0 原則可推動制造流程、供應鏈和維護活動的自動化、連接性和智能化。通過整合人工智能、機器人和物聯網設備等先進技術，組織可以在其運營中實現更高的生產力、質量和靈活性。例如，用于預測性維護的 AI 算法、用于裝配任務的機器人自動化以及用于實時監控的物聯網傳感器使國防公司能夠優化生產計劃、降低成本并提高產品質量。工業 4.0 技術的戰略部署簡化了工作流程，并為國防工業的自主系統、數據驅動決策和數字化轉型奠定了基礎，確保了在快速變化的技術環境中的競爭力和彈性。

數字服務和數據交換的作用

數字服務和數據交換對于加強維護活動、優化資產性能和提高國防部門的運營效率至關重要。通過促進軍事裝備、人員和指揮中心之間的無縫數據交換，數字服務可實現實時監控、預測性維護和資產跟蹤。例如，數據驅動的洞察力可以有效地管理維護計劃，從而采取主動干預措施，減少停機時間并提高設備可靠性。集成數字服務可簡化維護流程，并提高國防運營的戰備狀態、安全性和成本效益。

此外，協作和自主性是國防工業數字化轉型和數據交換計劃的基本驅動力，促進了不同國防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同作用、互操作性和敏捷性。通過促進信息共享、運營協調和決策能力，數字服務創建了一個統一的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中，數據驅動的洞察力和實時情報支持戰略目標和任務要求。此外，這些技術實現的自主性使軍事單位能夠以更大的獨立性、響應能力和適應性開展行動，確保有效的任務執行和態勢感知。例如，使用具有先進數據交換能力的無人機 （UAV） 可以執行自主偵察任務、監視行動和目標獲取，從而提高戰場效率和作戰成果。人工智能與數字服務的無縫集成通過實現預測分析、決策支持和運營優化，進一步擴大了其影響力，從而提高了國防運營的效率、創新和有效性。

未來展望：將技術整合到國防戰略中

國防工業的未來前景集中在有效整合尖端技術上，以應對新出現的威脅，保持競爭優勢，提高作戰效率。隨著國防戰略的發展，人工智能 （AI） 仍然是國防行動創新和效率的關鍵驅動力。人工智能在自主武器系統、預測性維護和情報分析中的應用改變了傳統的防御方法，從而加快了決策速度，節省了成本，增強了任務能力。通過利用 AI 算法，國防組織可以簡化制造流程、優化資源分配并增強對不同任務場景的防御準備。

此外，采用增材制造技術可實現具有增強性能特征的復雜部件的快速原型設計、定制和制造，從而重塑國防生產。例如，在國防中使用 3D 打印可以生產輕質結構、復雜的幾何形狀和定制零件，從而提高設計靈活性、生產效率和成本效益。集成增材制造技術可加速國防系統的開發，提高國防制造流程的敏捷性、創新性和可持續性。隨著國防公司利用增材制造來增強其能力，他們可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威脅，優化生產工作流程，并在國防工業中保持技術優勢。

此外，增強現實 （AR） 和虛擬現實 （VR） 等沉浸式技術的整合繼續影響著防御策略和訓練方法。這些技術提供交互式、身臨其境的體驗，可增強培訓成果、維護程序和操作工作流程。AR 和 VR 技術通過模擬逼真的場景、提供動手培訓模塊和啟用協作環境，提高軍事人員的技能保留、態勢感知和決策能力。例如，在維護任務中使用 AR 應用程序允許技術人員訪問數字手冊、視覺輔助和遠程支持，從而加快維修、故障排除和運營支持。沉浸式技術的戰略性采用可提高培訓效果。它在國防組織內培養了一種創新、適應性和持續學習的文化，使他們能夠在快速發展的數字環境中取得成功。

參考來源：Kalea Texeira，美國空軍（退役），美國聯邦航空局航空戰略專家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正日益成為影響全球戰略穩定的新變量。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戰略技術，人工智能在國家安全和軍事領域具有顛覆性的潛力。世界主要軍事大國已將軍用人工智能視為戰略競爭新的 制高點。人工智能軍事化的加快推進改變了傳統戰爭模式以及國際軍事競爭態勢。在常規武器領域，人工智能技術擁有增強自主武器威懾、參與輔助決策及 維護網絡安全的能力，可以推動傳統戰爭模式的顛覆性變革，加速戰爭邁向智能化。在核武器領域，人工智能技術與核導彈預警系統、核指揮和控制系統以及自主核運載平臺迭代融合，可以增強核國家核威懾力量，推動核決策走向智能化。從長遠角度來看，人工智能技術的軍事化應用或將改變現有戰略力量的平衡，削弱核國家核威懾的能力，增加危機意外升級的可能性，鼓勵軍備升級和軍備競賽，沖擊和挑戰以核威懾力量為基礎的戰略穩定，進而動搖甚至可能 破壞現有全球戰略穩定的根基。國際社會應聚焦人工智能軍事化過程中相關技術、結構、機制和治理方面的建設，探索降低人工智能軍事應用引發戰略穩定風險的路徑，為建立新型全球戰略穩定體系創造有利條件。

在人工智能技術展現出洶涌澎湃發展趨勢的當下，建設以智能技術武裝的新型軍隊，打贏 以信息化智能化為特征的新型戰爭，成為當前世界主要軍事強國的優先發展目標。以“意志的屈 服”、“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標志的“制智能權、制意識權”將成為未來軍事斗爭的最高級、最有效、最 具震懾力的軍事優勢。文中從軍事作戰特點和人工智能的優勢入手，分析軍事領域對人工智能的 需求。針對感知、指揮、打擊、互聯的作戰鏈條，提出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的應用方向，探索如 何通過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應用“有效塑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

引言

隨著深度學習、機器視覺等核心技術的大發展 和大突破，人工智能迎來新一輪的發展熱潮，并邁入 “黃金時期”。如今，人工智能技術已經深入交通、 服務、醫療健康、教育、就業、公共安全與防護等民用 領域［１］ ，代替“懶人”完成部分體力和腦力工作。當前，智能技術正不斷顛覆信息化時代下的軍 事理論、作戰規則和作戰方法，有力推進新軍事體制變革，逐漸改變未來戰爭的形態［２］ 。美軍將人工智 能視為“改變游戲規則”的顛覆性技術，并已經在無 人作戰平臺、電子戰、輔助指揮決策等技術領域中對 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嘗試和應用。 加快軍事智能化發展，提高基于網絡信息體系 的聯合作戰能力、全域作戰能力 ［３］ 。智能技術對我 們來說，既有挑戰也存在機遇。面臨新形勢下的威 脅態勢，面向新時期軍事作戰需求，我們要找準定 位、明確目標、奮勇攻關，有效應對內外環境變化帶 來的風險挑戰，努力抓住科技進步創造的發展機遇， 實現“彎道超車”。

軍事領域對人工智能的需求

2.1 軍事作戰特點

按照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定義，戰爭無非是 擴大了的搏斗，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暴力行 為［２６］ 。千百年來戰爭形態和手段及樣式雖歷經變 遷，但戰爭本質核心卻始終如一，這就是消滅敵人， 保存自己。軍事作戰特點主要包括以下三點。 １）非友好、非合作、不可控。戰爭的成敗可能 決定了對抗雙方的生死存亡，使得對抗雙方盡其所 能地欺騙對方、盡可能地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盡可 能地利用對方所有可能漏洞，從而使得對抗雙方都 無法全面有效地掌握戰爭的真實狀態，導致戰場局 勢不可控。正如丘吉爾所說：“一旦開了第一槍或 引爆第一顆炸彈，政治領導人就失去了對戰爭的掌 控權，戰爭本身成為了主導者。” ２）不確定性大。作戰是敵我雙方持續對抗的 過程，然而，復雜戰場環境、指揮決策、對抗手段等多 種不確定性因素必然會產生作戰空間、作戰力量、作 戰規則、作戰流程等要素的不確定性。由此，要求指 揮員要善于未雨綢繆，周密制定計劃，創造有利于我 而不利于敵的戰機，能夠基于瞬息萬變的戰場情報 數據及時調整作戰行動。 ３）作戰規律難以掌握。一方面，由于“戰爭迷 霧”的存在，在戰場環境下對作戰數據的獲取往往 是不完整的、不完備的、甚至是虛假的，使得軍事裝 備自身難以自己學習訓練，從而無法掌握作戰客觀 規律繼而變成軍隊可用裝備。另一方面，隨著各種 偵察探測手段引入現代戰爭中，各種信息充斥戰場， 數據的過剩、超載、盈余、膨脹使得很多有價值的信 息淹沒在數據海洋中，導致不可靠、不相關、模棱兩 可和互相矛盾的信息呈指數級的增加，進而增加判 斷的復雜性。伴隨一批新興技術理論的不斷突破和技術應用 范圍的持續擴大，多種新質武器的相繼問世，未來戰 爭將會是在陸、海、空、天、電、網上進行的全維戰爭， 是戰場信息處理能力、輔助決策能力、快速打擊能力 的比拼。未來戰爭空間多維、力量多元、樣式多樣、 節奏加快等突出趨勢，對戰場信息的接收與認知、對 戰場態勢的評估與預測、對作戰行動的快速應變等 能力要求將遠遠超出作戰人員的思維能力，必然需 要依靠具有超強計算、學習和理解能力的機器進行 威脅研判和作戰輔助決策。

2.2 人工智能的優勢

人工智能自誕生之日起即被賦予了一項崇高使 命，即代替人類完成繁重、危險和重復性工作。面對 這些工作，人工智能具有速度更快、精度更高以及抗 疲勞性更強等顯著優勢。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其 對軍事調度、戰場行動認知與決策的能力將逐漸超 越人類。 １）人工智能善于解決復雜信息認知問題。人 工智能技術能夠打破現有作戰規則，使得機器像人一樣對復雜問題進行認知，積累經驗，解決問題。通 過對戰場大數據的有效開發，提高指揮員對多個戰 場空間情報的發現和深度認知能力，利用數據挖掘 分析方法從海量多源異構信息中得到高價值軍事情 報信息，大幅度提高情報分析處理能力，從而能夠把 握戰場發展動向，預估敵我態勢變化，破除“戰場迷 霧”。 ２）人工智能善于解決復雜狀態空間問題。人 工智能技術在繼承機器優勢的同時，具備針對復雜 任務進行高效率的信息搜索和優化處理能力，是解 決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的有力武器。圍棋在走法上有 １０ １７０ 種可能，比全宇宙的原子數 １０ ８０ 都要多，然而 相比于圍棋，戰爭要更加的復雜多變。戰爭具有更 強的戰場開放性、攻防隱蔽性、作戰多維化等特點。如今，人工智能已經攻破圍棋的堡壘，正在向復雜度 更高的“星際爭霸”游戲發起挑戰。 ３）人工智能善于自我學習實現能力升級。人 工智能技術可以通過系統后臺進行無監督學習和機 器博弈，從而達到系統性能的自我提升和優化的目 的。以圍棋為例，ＡｌｐｈａＧｏ 只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學 習人類對弈的三千萬棋局，在通過海量的歷史棋譜 學習參悟人類棋藝的基礎之上，進行自我訓練，擊敗 了人類頂尖棋手。而 ＡｌｐｈａＧｏ Ｚｅｒｏ 與 ＡｌｐｈａＧｏ 有著 本質的不同，它不需要通過學習歷史棋譜從而掌握 人類的先驗知識，而僅靠了解圍棋對弈的基本規則， 通過自我博弈和自我進化，迅速提升棋藝，實現對 ＡｌｐｈａＧｏ 的百戰百勝［２７］ 。可以預見，應用人工智能技術，能夠在很大程度 上提升作戰指揮活動的觀察、判斷、決策、行動等關 鍵過程的作戰能力。人工智能技術將成為軍事變革 的重要推手，必將催生新的戰爭樣式，推動戰爭形態 的加速轉變。

３ 人工智能軍事應用方向

3.1 軍事智能技術體系框架

未來戰爭，從能力上我們希望具備更加透徹的 感知、更加高效的指揮、更加精確的打擊和更加自由 的互聯。由此帶來的眾多跨作戰空間裝備之間數據 互聯、任務協同及海量戰場異構數據實時處理等問 題必須由更加深入的智能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繼 而對感知、指揮、打擊、互聯等作戰能力產生催化劑 的作用，形成一體化智能作戰鏈條，顛覆性提升體系 作戰效能。軍事智能技術體系框架如圖 １ 所示，包括賦能 體系、軍事智能系統、作戰體系等三個方面。

圖 １ 軍事智能技術體系框架 賦能體系：以機器學習、人機交互、計算機視覺 等人工智能算法為依托，形成面向軍事應用的人工 智能優化算法引擎，實現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 的賦能。軍事智能系統：應用賦能技術，面向軍事作戰需 求，依托作為人工智能算法“倍增器” 的基礎支撐， 實現感知、指揮、打擊、互聯形成的 ＯＯＤＡ 作戰鏈路 的智能化。作戰體系：在空中作戰、反導反臨作戰、太空對 抗、陸海作戰等行動中，作戰部隊利用軍事智能系 統，與人協同，提升作戰效能，形成對敵方的非對稱 優勢。

3.2 更加透徹的感知，實現信息優勢

在探測感知領域，主要可在目標信息獲取、戰場 數據分析等方面應用自然語言處理、元學習、隨機森 林等職能技術，實現信息優勢，如圖 ２ 所示。

１）應用于目標信息獲取。 綜合利用微波輻射、 可見光、多光譜、紅外、聲學、磁力等多種探測手段， 實現對戰場目標信息的高效準確采集和獲取；應用 多譜段－多體制協同探測、多源數據智能融合等技 術，提高對目標的多維特征提取，精確解算目標位 置，實現對目標屬性、類型、國別、身份、敵我等快速 準確識別，實現目標信息的所見即所得［２８］ 。美國防 部高級研究計劃局（ＤＡＲＰＡ） ２０１０ 年啟動了“心靈 之眼”項目［２９］ ，旨在研發視覺智能系統，通過無人作 戰平臺觀察目標作戰信息，并為作戰人員及時提供 應對手段。該項目主要通過運用智能圖像處理和機 器視覺等技術，對視頻信息中物體的動作和行為進行辨別和分析，通過對物體動態行為信息的準確感 知，以實現復雜作戰環境中對潛在威脅進行識別和 認知。無獨有偶，美國防部于 ２０１７ 年成立了“算法 戰跨職能小組” ［３０］ ，旨在解決美軍在中東地區對 Ｉ? ＳＩＳ 進行反恐作戰過程中遇到的海量情報分析困難 問題。該項目通過運用深度學習、計算機視覺等技 術，利用數臺計算機代替數以千計的情報分析人員， 提高情報提取的效率和精度，以支撐更及時有效的 決策［３１］ 。

２）應用于戰場數據分析。 綜合利用大數據、機 器學習、數據挖掘等技術，尋找在復雜作戰過程中產 生的海量數據之間的內在關聯關系，快速高效分析 戰場作戰行動和態勢變化，將偵測到的戰斗力量分 布與活動和作戰環境、敵作戰意圖及機動性有機聯 系起來，分析并推理事件發生的原因，得到敵方兵力 結構和使用特點的估計，通過已知事件推測將來可 能發生的事件［３２］ 。ＤＡＲＰＡ 于 ２０１１ 年設立“洞悉” 項目［３３］ ，旨在研發一套情報分析系統，將操作員的 知識和推理能力融入到系統當中，從而提高快速應 對網絡威脅和非常規戰爭的能力。該項目主要運用 異構信息關聯、多源智能融合等技術，通過分析和綜 合多源傳感器探測信息和不同資源情報數據，輔助 增強情報分析人員的信息處理與共享能力。ＤＡＲ? ＰＡ 于 ２０１９ 年設立了“以知識為導向的人工智能推 理模式”項目［３４］ ，旨在研發一套半自動化的人工智 能推理系統，將通過語言和常識推理得到的知識庫 應用于復雜現實事件的理解中，解決多源信息阻礙事 件理解的問題。該項目運用知識圖譜等技術，通過對 復雜事件內部組成元素和時間線進行推理和預測，快 速識別不同事件之間的關聯性，提升事件理解能力。

３. ３ 更加高效的指揮，實現決策優勢

在指揮控制領域，主要可在作戰方案推演、遠程 指揮控制等方面應用平行仿真推演、腦機融合等智 能技術，實現決策優勢，如圖 ３ 所示。 １）應用于作戰方案推演。通過深度學習技術， 訓練智能體對戰場交戰規則、作戰指揮決策、事件認 知推理等知識進行學習和模擬，提升智能體認知的 智能性、實時性與科學性。在戰場態勢實時共享的 基礎上，對戰場數據進行智能化處理，通過平行仿真 推演作戰方案，形成對對手下一步可能的軍事行動 和戰場演進趨勢的智能預測，自動匹配最佳行動策 略［３５］ 。２００７ 年，ＤＡＲＰＡ 安排了名為“深綠”的系統 研發項目［３６］ ，旨在建造一套人工智能作戰輔助決策 系統。該系統利用平行仿真、動態博弈等技術，基于 戰場實時數據，可動態模擬戰場敵我雙方作戰行動， 并預測戰場態勢走向，幫助指揮官提前思考，縮短決 策時間。ＤＡＲＰＡ 于 ２０１８ 年啟動了 “ 指南針” 項 目［３７］ ，該項目主要通過利用大數據分析、博弈對抗 等方法對戰場數據進行分析，構建敵方作戰行動與 路徑模型，幫助作戰人員確定敵方真實作戰意圖，制 定并選取我方最有效的行動方案。

２）應用于智能化遠程指揮控制。應用“元宇 宙”概念，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構建與真實戰場平行 的虛擬作戰空間，采用語音識別、手勢識別、腦機接 口等智能人機交互技術，使指揮員、作戰人員有沉浸 式的體驗，實現人與機器之間，指揮單元、精確打擊 武器與信息應用系統之間的無障礙溝通［３８］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在美國海軍年度最大規模活動“海－空－天 博覽會”上［３９］ ，海軍信息戰系統司令部首次驗證了 “周邊環境智能談話接口”項目開發的能力，展示了 智能化、自然交互技術如何實現未來信息戰。該項 目旨在為海軍指揮控制引入下一代數字助手，通過 使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來理解說話的人是誰、談 話的內容是什么，談話可被決策者當作一種獲取所 需信息的直接途徑，幫助決策者獲得及時的、合成后 的資訊。

３. ４ 更加精確的打擊，實現力量優勢

在武器打擊領域，主要可在單武器平臺自主作 戰、作戰編組分布式殺傷等方面應用計算機視覺、多 智能體協同等智能技術， 實現力量優勢， 如圖 ４ 所示。

１）應用于單武器平臺自主作戰。 以人工智能 技術為核心，綜合多種嵌入人工智能算法的武器裝 備平臺為手段，在多重維度實時精確打擊，實現武器 的單體智能［４０］ 。美國戰斧導彈在攻擊目標過程中， 如果目標或任務發生變化，便根據指令在戰區上空 盤旋，然后自主搜索和重新選擇、確定合適的攻擊目 標。美國研制的“黃蜂” 導彈，裝有一套先進的探 測、控制設備，可實現目標偽裝設施的識別以及多任 務目標的智能化自主分配，從而達到最大的效費比 和命中精度。

２）應用于作戰編組分布式殺傷。 借鑒自然界 生物群體行為的智能集群與協同技術，通過去中心 化提高了系統抗毀傷性以及任務成功率；通過簡單 作戰單元間的信息高效交互提升系統的整體效應和 群體智能水平，從而最終實現復雜戰場條件下任務 的自主分解、作戰單元的自主協同、作戰方案的自主 規劃和作戰對象的自主打擊［４１］ 。ＤＡＲＰＡ 于 ２０１４ 年設立了“拒止環境中的協同作戰” 項目［４２］ ，旨在 研發一套自主協同作戰系統，實現一名操作人員對 多架無人機進行指揮。該項目通過先進算法和模塊 化軟件架構，解決無人機集群在復雜干擾條件下無 法完成作戰任務的問題，提升無人機集群完成任務 的能力。ＤＡＲＰＡ 于 ２０１５ 年設立了 “ 小精靈” 項 目［４３］ ，旨在建立一套可回收重復使用的無人機作戰 集群，實現一種穩定可靠、經濟實惠的作戰方式。該 項目通過運用一體化設計、自主協同規劃等技術，完 成戰前對戰場區域的大規模快速偵查和欺騙干擾等 作戰任務。

３. ５ 更加自由的互聯，實現網絡優勢

在戰場互聯領域，主要可在戰場網絡韌性通聯、 網絡攻防等方面應用認知計算、博弈對抗等智能技 術，實現網絡優勢，如圖 ５ 所示。１）應用于戰場網絡韌性通聯。利用人工智能 技術敏捷感知網絡環境、靈活加載通信波形、自主管 控網絡資源，提升戰場通信網絡體系韌性。近年來， 為了不斷適應新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形勢，美軍一直 在探索如何在反介入／ 區域拒止作戰環境中確保靈 活、敏捷、彈性的有保障通信系統。美國空軍實驗室 與加拿大國防研發中心通信研發中心開展了“挑戰 與對抗性環境中有保障通信”項目研究［４４］ ，主要針 對未來作戰人員可能面臨的惡劣通信條件，特別是 在偏遠與服務欠缺條件下以及動態與對抗環境中， 通過開發新的概念與技術，實現靈活與自適應頻譜 接入，保證魯棒而可靠的通信能力。２０１７ 年，ＤＡＲ? ＰＡ 啟動了“無線電頻譜機器學習系統”項目［４５］ ，通 過人工智能理解無線電信號，改善推廣頻譜共享技 術，增強無線通信能力。２）應用于網絡攻防。以人工智能為武器，使惡 意攻擊行為可以自我學習，并根據目標防御體系的 差異自適應地“隨機應變”，通過群招潛在的漏洞達 到攻擊的目的。同時，采用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改善 網絡安全現狀，能更快地識別已知或未知威脅并及 時響應。美國斯坦福大學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初創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聯合推出了一型自主網絡攻擊系統，該系統 圖 ５ 網絡互聯＋ＡＩ 技術的應用 的核心處理單元是一種定制的人工智能處理芯 片［４６］ 。該新型網絡攻擊系統能夠在特定的網絡中 運行，完成信息的自主采集、學習和攻擊程序的自主 編寫，并且可以對攻擊程序進行自適應動態調整，具 備較強的隱蔽性和破壞性。２０１８ 年 ＤＡＲＰＡ 啟動了 “利用自主系統對抗網絡對手計劃” 項目［４７］ ，旨在 建立安全可靠的網絡代理，實現對僵尸網絡的有效

遏制。該項目通過開發定量框架和算法，完成對僵 尸網絡的精確識別、推斷存在的漏洞以及生成軟件 補丁，減少對系統的不良影響。

３. ６ 更加堅實的支撐，實現賦能優勢

１）具有智慧的人工智能系統為軍事智能化提 供“新動能”。傳統機器學習方法需要在系統部署 前，利用數據集對系統進行訓練。一旦完成訓練智 能體所應對的場景和問題將被固化從而無法應對新 場景，而再次訓練效率低下且工作量大。在執行軍 事作戰行動時，需要人工智能系統能夠在任務中自 我學習和改進，將先前的技能和知識應用于新的情 況，以應對各類作戰場景［４２］ 。２０１７ 年，ＤＡＲＰＡ 安 排了名為“終身學習機器” 的項目［４８］ ，通過利用目 標驅動感知進行持續學習，形成對新情景的自主適 應，改變當前智能體無法應對未訓練場景的情況。２）低功耗、強算力、易擴展的智能芯片為軍事 智能化提供“新基建”。作為人工智能技術的重要 物理基礎，當前主流人工智能芯片存在功耗大、內存 帶寬不足、框架固化等瓶頸。為更好支撐人工智能 的軍事領域應用，下一代人工智能芯片應具備低功 耗、強算力、易擴展等特點。２０２０ 年，英偉達公布了 其用于超級計算任務的人工智能芯片［４９］ ，算力提升 ２０ 倍以上。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英特爾宣布獲批一項與 美國軍方合作項目的第二階段合同［４９］ ，旨在幫助美 國軍方在國內生產更先進的人工智能芯片原型，這 種封裝技術能夠將來自不同供應商的“小芯片” 集 成到一個封裝中，從而實現把更多功能整合進一個 更小的成品中，同時降低其功耗.

2020年初，美國海軍發布《人工智能技術安全性》。該報告重點關注對此項技術帶來的安全性問題。美國海軍乃至整個國防部系統，都在嚴肅認真地對待軍事人工智能的發展。2019 年的 2、6、9 月，美國先后公布《國防部人工智能戰略》、《國家人工智能戰略》《空軍人工智能戰略》三大戰略，表明其在國家、軍隊、軍種三個層面的“智能化戰略”全面啟動。可看出美國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發展態勢日趨激烈

一、推出多項政令戰略規劃，聚力發展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作為驅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引擎，深刻影響著經濟產業和各技術學科的發展，為此美國以國家戰略地位提升對人工智能在社會發展各領域( 特別是國防領域) 的動能，以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2019年10月，世界經濟論壇發布制定國家人工智能戰略的框架白皮書，創建了最低限度可行的人工智能國家戰略制定框架，指出國家人工智能戰略的制定應考量具有戰略意義的優先事項人口需求資源限制和地緣政治等因素，旨在指導尚未或正在制定人工智能國家戰略的政府。美國多措并舉，繼續把發展人工智能技術作為提升國力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從國家戰略層面強化人工智能技術布局。2019年2月，美國政府科技政策辦公室發布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發的《維持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地位》行政令，提出了美國發展人工智能的政策和原則戰略目標和重點領域，啟動旨在推進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導地位的美國人工智能倡議，指示聯邦政府整合資源，聚力發展人工智能。

同年2月，美國國防部公布《2018年國防部人工智能戰略》的摘要部分( 題為《利用人工智能促進安全與繁榮》) 。該戰略是美國國防部首個人工智能戰略，旨在落實美國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提出的人工智能重要事項，為美國國防部謀求軍事人工智能優勢發展軍事人工智能實戰化能力提供戰略指導。2019年7月，美國空軍推出數字空軍計劃，旨在改進其在數據管理信息技術架構和業務運營方面的不足，使美國空軍保持競爭力。2019年9月，美國能源部成立人工智能與技術辦公室，旨在為美國人工智能研究人員提供聯邦數據模型和高性能計算資源。2019年9月，美國空軍以美國《國防部人工智能戰略》附錄形式發布《2019空軍人工智能戰略》，詳細闡釋在數字時代如何有效管理引導和引領所必須的基本原則職能和目標。2020年初，美國海軍分析中心發布專題報告《人工智能技術安全性———對海軍的行動方案建議》。該報告從當前美國海軍推動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運用過程中引發的公眾關注進行介紹入手，提出了海軍乃至整個國防部系統在軍事領域接收采用新興技術手段的總體態度與思路。

二、多家軍事機構開展研發項目，探索人工智能技術的軍用新場景

作為軍事大國，美國對于人工智能軍事作戰賦能的目標非常清晰，強力推動美國頂尖人工智能研究走向新的技術突破，促進科學新成果的發現、增強經濟競爭力、鞏固國家安全。2019年3月，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主題為國防部人工智能計劃的聽證會，美國國防預先研究計劃局 DARPA、國防創新小組( DIU) 、國防部聯合人工智能中心( JAIC)等機構主管分別發言，闡述所在部門的人工智能項目及運行機制等情況，鞏固并強化了人工智能技術及應用與軍方之間的聯系，保障美國的人工智能軍用化步伐進一步加快。以DARPA為例，DARPA正將投資和研發重點轉向第三代人工智能技術，用于創建能在特定語境下進行推理的機器。資助的主要項目包括終身學習機器( L2M，2017年啟動)，可解釋人工智能( XAI，2018年啟動)和機器常識( MCS，2018年啟動)等，探索提高人工智能技術水平的方法，實現語境推理能力。DARPA認為，將這些技術集成到與軍事作戰人員合作的軍事系統中，將有助于在對空間敏感的復雜戰場環境中做出及時決策，了解不完整或者相互矛盾的海量信息，并使用無人系統安全自主地執行關鍵任務。2019年1月，DARPA啟動知識導向型人工智能推理模式( KAIROS)項目，旨在提升面向復雜戰場環境挖掘和理解海量信息中的復雜事件及其相互關系的能力。2019年1月，美國陸軍研究實驗室( ARL)啟動異構戰術環境中的分布處理( DPHTE)計劃，基于霧計算平臺在對抗性軍事環境中為作戰人員提供更多的態勢感知。2019年2月，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發布多域戰和目標定位支持信息分析項目，旨在開發基于算法戰和人工智能等技術，針對時敏有價值的敵對移動目標進行快速預判和打擊。2019年5月，DARPA啟動旨在將人工智能應用于空戰演變( ACE) 項目，人工智能空戰應用成熟后可替代飛行員完成部分空戰任務。2019年5月，麻省理工學院發布為美國空軍打造人工智能加速器項目，該項目研究領域包括救災和醫療準備、數據管理、維護物流、車輛安全以及網絡還原能力。2019年9月，美國國防部聯合人工智能中心宣布美國軍方網絡安全數據制定新框架，重點為未來人工智能網絡防御體系奠定基礎。2020年初，美國特朗普政府向國會提交2021財年預算申請，加速發展人工智能等技術。提議政府預算從2020財年1560億美元削減至1422億美元，下降138億美元，但預算申請仍強調優先發展“未來產業”，必須加速發展人工智能等技術。其中，500萬美元用于能源部新立“人工智能與技術辦公室”，加強人工智能的項目研發。

三、夯實人工智能實踐應用的道德準繩和安全邊界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人權倫理、隱私保障、歧視偏見、安全問題等困境日益突出。美國亦在探索中多措并舉，確保人工智能在充分的監督和控制之下發展。特別是在2019年發布的國家級人工智能戰略和2020年初發布人工智能技術安全性報告中，將道德、隱私、安全等問題擺在突出位置，認為應在尊重道德、重視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社會效益。

（一）明確戰爭中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道德原則和標準

美國推動多項研究，闡明美國合法道德地使用人工智能的愿景和指導原則，引導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應用和開發。2019年1月，美國國防部要求國防創新委員會制定在戰爭中使用人工智能的道德原則，用以指導軍方在戰爭中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和武器，并向硅谷科技公司確認其人工智能產品將如何被使用。美國國防部這一舉措被認為旨在形成全球軍用人工智能規范的指導方針，并吸引硅谷科技公司參與防御工作；10月，人工智能原則: 國防部人工智能應用倫理的若干建議推出，被認為是美國對軍事人工智能應用所導致倫理問題的首次回應。2019年1月，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布《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機器對人及地區的影響》報告，著重分析了過去近30年間的資助系統與人工智能對行業、就業、地理和人口的影響，并對當前至2030年的趨勢進行了預測。最后針對國家、州和地方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一個綜合響應框架，為人們理解并規范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作用提供參考。

（二）人工智能對軍事領域尚屬新興技術，安全性不容忽視

人類歷史上，充斥著軍隊利用技術取得軍事優勢的實例。比如戰車。戰車，是出現在戰場上的第一種車輛裝備，由民間通用馬車提高速度和機動性改進而來，在軍事運用方面取得了顯著的優勢。戰車被描述為當時的“超級武器”。又比如火藥。火藥源起于一個偶然發現，它的出現，使得軍隊能夠駕馭化學反應能量來提高速度與威力，由此徹底改變了戰爭的形態和樣式。再比如內燃機。這種發動機繼承并發展了蒸汽機的優勢，改變了戰爭活動的速度與范圍。對內燃機的應用方案，包括為后勤物流（補給運輸卡車）提供動力以及為潛艇、飛機與導彈賦予持久的遠程監視及打擊能力。對大多數技術手段的接收和運用，一度都曾起到了改變了戰爭樣式的作用。而其中有幾項，更是徹底顛覆了以往戰爭活動的樣式和范圍，其中便包括火藥與核武器。人工智能技術，亦被認為位居此類。此項技術能夠應用于整個戰爭事業的方方面面，大幅提高了戰爭活動的效能與效率。各類人工智能技術，也因其各自獨有的特性而有所區別。首先應注意到，現實世界中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方案，是用以解決特定領域問題的狹義人工智能技術，而非具備普遍通用性的通用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方案。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可以與美國軍隊對核武器的運用方式進行類比：安全方面的關鍵性技術領域知識，必須在很大程度上由軍隊文職機構掌握，在很大程度上亦屬技術范疇。

（三）給予人工智能技術安全性 “恰到好處”的信任

人工智能技術安全性，也與對其信任程度有關。美國軍方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軍方人員和美國政府高層領導能否相信這些系統確實有效且不會引發意外問題。2016年國防科學委員會對自主控制技術的研究報告指出：“決定在特定任務中部署運用某系統的個人，必須信任該系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動表明，負責實施特定行動的指揮官和戰斗/操作人員在不完全了解后果的情況下，不一定會使用某些系統。當某些系統被部署至戰場以滿足緊急需求時（如反簡易爆炸裝置系統或用于提供關鍵性情報的監視系統），一些部隊還是選用了他們已經熟悉的武器系統和情報監視偵察平臺，即便是老系統的功能指標比不上那些已經可以選用的新系統。對人工智能系統的信任度過低是一種危險，會阻止部隊運用他們所需的功能。而另一種危險，則是對某項能力的過度信任。人類傾向于過度信任機器，即便在有證據表明不能夠給予這種程度的信任情況下，也是如此。戰爭活動中的過度信任，也有具體案例。如，2003年，陸軍“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曾擊落1架海軍F/A-18飛機，該系統將飛機誤判定為戰術彈道導彈，并向操作人員提出了建議，要求其發射導彈實施攔截。操作人員在沒有獨立核實可用信息的情況下，批準實施了這項建議。這表明，在實際作戰行動中，軍方需要對人工智能給予程度“恰到好處”的信任，不能過熱也不可太冷，避免滑向兩個極端。需要達成的目標，是程度恰當的信任，并且應該讓人來參與決策過程。而這種決策過程，則需要以各種相關能力及對系統功能所具備的經驗與知識為依托。

（四）軍事人工智能安全問題將寫入政策方針

軍方和政府的高層領導，還應通過政策方針層面的決策對相關軍事行動的性質施加影響，包括確定戰爭活動中應該使用哪些特定的技術手段。這些方針政策，可能會對監管程度構成影響。例如，國防部第3000.09號指令，就要求對某些類型的自主控制系統進行高級別審核。明確戰爭活動中允許使用的技術手段（例如，對白磷（彈藥）運用的限制和使用集束彈藥時相關設定要求以及對其它此類武器具體性能參數的限制要求），并且對某些特定類型作戰行動中的策略原則進行限制。例如，《2013版總統政策指導（Presidential Policy Guidance，PPG）》及《2017版總統政策指導》中，對某些反恐行動的批準與監管流程的總體原則框架進行了明確。這些政策方針原則，有助于確保相關軍事活動符合美國的原則、價值觀及利益。這些政策方針層級的決定，都有反映出對此類系統或作戰行動可靠性所應持有的信任程度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些實例內容都涉及到了安全性原則問題，而《國防部第3000.09號指令》的目的，就在于避免“意外交戰（inadvertent engagements）”事件的出現（例如致使平民傷亡）。限制白磷彈藥和集束彈藥的目的，還在于減少使用這些武器時給平民帶來的危險。《2013版總統政策指導》中，直接將致使平民傷亡明確列為作戰行動批準程序中的否決條件（no-gocriterion）。因此可以預見，安全性問題，勢必將成為未來高層領導人對于將人工智能技術手段運用于戰爭活動方面所明確的相關指導與指令內容中的一部分。

（五）軍方須與業界協助解決安全問題

人工智能技術的巨大進步，也使美國政府產生了對業界新的依賴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政府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身投入的研發資金。然而，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研發投資，越來越多地由私營機構所主導。其特征，是過去十年來科技行業的研發支出急劇增加。在圖1中，我們將整個美國政府在網絡和信息技術研發方面的支出與美國排名前五位的高科技公司（亞馬遜、谷歌/阿爾法控股、英特爾、微軟、蘋果）的研發投資進行了對比。如圖1所示，科技行業企業在研發方面的投入明顯更多，而且兩者間的差距正在擴大。2010年，科技行業企業的研發支出，已經是美國政府整體科技研發投資規模的6倍。8年后，企業在這方面的投入規模將激增至美國政府的15倍。總體而言，美國政府在尖端技術方面研究工作的投資面臨著迅速擴大的缺口。這種現狀，為美國政府營造出了一種處于不斷變化中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與業界的協作，對于美國政府實現其戰略目標必須保持的技術優勢而言至關重要。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技術安全性應該是業界關注的問題——正如谷歌等公司放棄了對美國政府軍事領域應用方案的支持，并開始運用倫理性審查程序對其內部工作流程進行監測所證明的那樣，美國政府必須與業界協作，依托其幫助解決此類問題。

圖1 美國政府與科技行業企業研發投資差距對比圖

四、美國軍事人工智能面向未來的發展趨向人工智能技術一般可分為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 3 個等級，預計強人工智能技術可能在 2050 年前問世。未來美軍智能化建設發展可能經歷三個階段：

2025 年前，美軍重點是搭起智能化軍隊框架，總體水平處于弱人工智能階段。美軍建設主要圍繞構建“全球監視打擊體系”，以升級水下、網電、空天、全球快速打擊和導彈防御作戰系統為重點，突出發展無人化、隱身化、遠程化作戰平臺，提升“全球公域”介入能力，確保可信的“拒止”和“懲罰”威懾。這一階段，美軍無人系統在數量上將逐步超過有人系統，自主無人系統將成為美軍前沿作戰的重要力量，無形、無人、隱形、靈巧等力量將成為美軍事干預的主要手段。2035 年前，美國初步建成智能化作戰體系，總體水平進入強人工智能階段。美軍建設主要通過發展智能化作戰平臺、信息系統和決策支持系統，以及定向能、高超聲速、仿生、基因、納米等新型武器，對主要對手形成新的軍事“代差”。在這一階段，美軍無人系統的投資將超過有人系統，無人系統建設規模及作戰運用皆居于主導地位。2050 年前，美軍智能化作戰體系將更先進、更完善，總體水平達到超強人工智能階段。美軍在強人工智能、通用量子計算、可控核聚變、納米機器人、再生、創生、腦聯網等技術方面可能取得突破。作戰平臺、信息系統、指揮控制可能全面實現智能化、無人化，更多樣的仿生、基因、納米等新型武器走上戰場，作戰空間進一步向生物空間、納米空間、智能空間拓展，人類進入“機器人戰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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