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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人工智能的能力越來越強，其深遠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像 ChatGPT 這樣的程序正在重塑人類活動的許多領域，其速度之快令各機構難以跟上。

軍方已經注意到人工智能（AI）的潛力。公開資料顯示，美國、俄羅斯等國軍隊都在開發包含人工智能的規劃過程。這些軍事規劃過程的細節并未公開，但這并不妨礙將澳大利亞國防軍的規劃過程與現有的人工智能規劃過程進行比較。這樣做可以推斷出聯合軍事評估過程（JMAP）如何通過整合人工智能進行改進。

澳大利亞可以通過在 JMAP 中整合人工智能來改進 JMAP。本文探討了這種整合是否可行，并得出結論認為是可行的。文章將 JMAP 與計算機程序 AlphaGo 中固有的規劃過程進行了比較，從道德、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增強型 JMAP 對澳大利亞國防軍（ADF）的適用性。本文了選擇 AlphaGo（一個玩棋盤游戲圍棋的程序）作為比較規劃程序有幾個原因。AlphaGo 代表了人工智能的最新應用。與人工智能的軍事應用不同，AlphaGo 的信息基本上是公開的。最后，AlphaGo 之所以出名（至少在人工智能界），是因為它在規劃方面可能展現出了真正的創造力。比較研究了 JMAP 和 AlphaGo 如何執行兩項基本的規劃功能：設定作戰環境以及開發和評估可能的解決方案。結論是，通過將人工智能更好地融入規劃，JMAP 可以更適用于 ADF。

背景介紹

人們對利用技術增強軍事規劃和決策的興趣并不新鮮。在計算機化的長期趨勢中，人工智能增強規劃是順理成章的下一步。1963 年，美國空軍委托編寫了一份關于增強人類智力方法的報告。恩格爾巴特（Engelbart）將增強人類智力定義為 "提高人類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以獲得適合其特定需求的理解力，并推導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它特別指出，計算機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人工智能是這方面的最新發展。如今，澳大利亞國防軍的條令明確指出："澳大利亞國防軍必須通過更多地使用人工智能來提高人民的戰斗力"。雖然人工智能的定義比比皆是，但國防軍將人工智能定義為 "機器表現出看似智能行為的一大類技術"。

AlphaGo 就是這種人工智能的一個例子，它試圖在中國古代戰略棋盤游戲圍棋中獲勝。為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AlphaGo 必須了解環境并制定行動方案。將 AlphaGo 如何做到這一點與 JMAP 如何尋求解決軍事問題進行比較，為比較和隨后的分析提供了依據。

理解環境

JMAP 有一套獨特的理解環境的方法。JMAP 的第一步是確定范圍和框架，"詳細描述觀察到的系統和期望的系統"。我們采用了各種方法，包括創建圖表，以捕捉系統內的參與者、關系、功能和緊張關系。這種圖表就是系統模型。任何模型的保真度都是有限的。例如，可視化表示法僅限于三維空間，其他維度的特征最多只能通過顏色等其他線索來表示。面對這些限制，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充分代表復雜系統的模型，為規劃者提供信息。為了適應這種限制，"確定范圍和框架可能需要將結構混亂和/或定義不清的情況解構為結構化和可理解的問題集"。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北約的 PowerPoint 幻燈片，該幻燈片試圖用圖形說明阿富汗沖突的參與者和動態（圖 1）。

圖 1--阿富汗環境的圖形模型，說明描繪復雜系統或結構混亂情況所面臨的挑戰。

作戰環境聯合情報準備（JIPOE）"構成了作戰環境的定義......和對環境影響的描述"，是對范圍界定和框架制定的補充。這種描述為范圍界定中開發的模型規則提供了信息。

與 JMAP 一樣，AlphaGo 也開發了一個環境模型，在圍棋游戲中，環境由棋盤上的棋子位置定義。它使用的方法類似于圖像分類和面部識別軟件。棋盤（包括所有棋子的狀態）被當作一幅 19 x 19 的圖像，神經網絡中的各層構建出棋盤狀態的抽象表示。這樣一來，AlphaGo 就真正做到了 "框定環境"。用模型表示環境的當前狀態只是理解環境的一部分。然后，AlphaGo 使用價值網絡來評估給定的棋盤位置，以及每步棋可能產生的棋盤位置。它對每個局面的評估都采用一個簡單的指標：從該局面獲勝的概率。盡管可能過于簡單，但這種方法的重點完全符合戰爭的第一原則：選擇并保持目標。

JMAP 和人工智能所采用的了解作戰環境的方法有相似之處。兩者都試圖創建一個現實模型。在 JMAP 中，這一模型是在計劃人員的生物大腦中實例化的，并輔以各種認知人工制品，如圖表、地圖和書面文本。人工智能中也有一個模型，但它是通過 AlphaGo 的多層神經網絡進行數字編碼的。每個模型都將環境視為由節點和鏈接組成的系統。從根本上說，JMAP 和人工智能描述環境的方式并沒有什么不協調之處。然而，僅僅因為它們使用了相似的方法，并不意味著 JMAP 和人工智能會給出相似的結果，"因為自主系統可能擁有與人類隊友不同的傳感器和數據源，它可能在不同的操作環境假設下運行"。當利用對環境的了解來制定和評估行動方案時，這些好處就會顯現出來。

行動方案的制定和評估

JMAP 行動方案的制定和評估是參謀人員和指揮官之間對話的結果。行動方案的核心思想往往是指揮官的想法，是經驗、判斷和直覺的綜合體現。由于這些過程發生在指揮官的頭腦中，因此有些不透明。不過，行動方案的制定過程中也有外部可見的因素可以分析。兵棋推演就是 JMAP 中新創意的一個可能來源。美國核戰略學家謝林（Schelling）在對核武器控制文獻的貢獻中，論證了游戲在引入規劃者無法以其他方式獲得的新想法方面的價值。他指出："一個人無論分析多么嚴謹，想象力多么豐富，都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列出一份他永遠不會想到的事情清單！"。兵棋推演也可以用來評估行動方案，這與 AlphaGo 使用蒙特卡洛模擬來進行評估的方法類似。

AlphaGo 會反復考慮行動方案，每走一步棋后都會重新評估，以選擇最有可能取得勝利的下一步合法棋步。 它是通過策略網絡來做到這一點的。它建立在價值網絡的基礎上： 策略網絡將棋盤位置 s 的表示作為輸入，通過許多具有參數 σ（SL [監督學習] 策略網絡）或 ρ（RL [強化學習] 策略網絡）的卷積層，并輸出合法棋步 a 的概率分布 pσ(a|s) 或 pρ(a|s)，由棋盤上的概率圖表示。由于其開發和比較計劃的方式，'AlphaGo 開發出了新穎的開局棋步，包括一些人類根本無法理解的棋步'。用于制定行動方案的人工智能在這方面可以表現出真正的創造力，這一點在 2016 年得到了證明。在戰勝韓國圍棋冠軍李世石的比賽中，AlphaGo 下了一步出人意料的棋（被廣泛稱為第 37 手）。這步棋將一顆棋子深入塞多爾的棋盤區域，打破了傳統的圍棋智慧，令觀察者大惑不解。這步棋震撼了Sedol，以至于他短暫地離開了房間。這步棋改變了棋局的走向，對 AlphaGo 有利，AlphaGo 的聰明才智顯露無遺。Sedol 最終被自己和大多數人類幾乎無法想象的創造性棋步擊敗。這讓我們看到了人工智能如何增強規劃能力。

AlphaGo 的行動方案開發和評估在很多方面都與 JMAP 相似。它不是對所有可能的行動進行 "蠻力 "評估，而是對不同選項進行知情的開發和評估。其結果是，'AlphaGo 評估的局面比深藍在與卡斯帕羅夫的國際象棋比賽中所做的少數千倍；通過使用策略網絡更智能地選擇這些局面，并使用價值網絡更精確地評估這些局面來進行補償--這種方法或許更接近人類的下棋方式'。同樣，兵棋推演并不考慮無窮無盡的行動方案，而是只考慮指揮官選定的行動方案，或許只關注這些行動方案的選定方面。與 JMAP 的相似之處促進了人工智能的整合。

AlphaGo 和 JMAP 都利用過去的例子來訓練未來。AlphaGo 的開發者詳細介紹了訓練不同版本軟件所采用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法要么依賴于人類過去的圍棋比賽輸入，要么依賴于模擬圍棋對手的自我對弈。用人類下過的棋譜訓練算法類似于研究過去的戰役：這是職業軍事教育的支柱。有趣的是，這種方法似乎也存在隱患，因為 "從由完整棋局組成的數據中預測對局結果的天真方法會導致過度擬合"。換句話說：AlphaGo 可能會掉入許多軍隊都熟悉的陷阱，即為了贏得最后一場戰爭而進行訓練。我們需要共同努力訓練人工智能，使其做出的決策能夠適應未來的一般對局/沖突。

總的來說，AlphaGo 理解環境、制定和評估行動方案的方式與 JMAP 相似，但又有足夠的不同，因此可能會帶來優勢。目前形式的 JMAP 未能充分利用人類和人工智能的不同優勢來解決軍事問題。

接下來，將分析人工智能在澳大利亞國防軍規劃中的適用性，以了解是否可以利用這些優勢。人工智能在國防軍規劃中的適用性需要從倫理、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來考慮。

倫理適用性

對軍事規劃中的人工智能進行任何分析，都必須考慮適用于國防軍的道德問題。關于人工智能在軍事決策中的應用，有相當多的倫理爭論。允許人工智能或自主系統使用致命武力或做出導致使用致命武力的決策尤其具有爭議性。斯帕羅得出結論認為，使用致命武力必須始終由人類直接負責，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指揮致命武力。辛普森和穆勒對辯論進行了調查，得出結論認為，指揮官仍可對人工智能做出的決定負責，因此仍允許使用人工智能。將人類納入人工智能增強型 JMAP 進一步減輕了與人工智能無監督軍事決策相關的許多擔憂。

使用人工智能生成行動方案為人類控制和監督留下了很大的空間。AlphaGo 使用的蒙特卡洛方法可以在人類的指導下制定出更符合指揮官意愿的計劃，或考慮到人類規劃者的道德考量。在 1999 年的研究中，邁爾斯和李使用了超越單純隨機化的技術，通過人工智能生成不同質量的計劃。他們的方法 "植根于偏差的創建，偏差會使計劃人員專注于具有特定屬性的解決方案"，這樣 "用戶就可以通過指定元理論中應用于偏差生成的方面，選擇性地引導計劃人員進入計劃空間的理想區域"。這為人類監督致命計劃和決策的制定提供了一種可能的形式。(請注意，上文使用的 "偏見 "一詞沒有任何負面含義，僅指人類以特定方式指導人工智能的能力）。

關于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AWS）合法性的相關問題，聯合國正在進行辯論，特別是《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認為具有過分傷害力或濫殺濫傷作用的常規武器公約》（簡稱《特定常規武器公約》）。澳大利亞在2020年提交給《特定常規武器公約》的文件中總體上對自主系統持支持態度，稱 "澳大利亞認識到人工智能為軍事和民用技術帶來的潛在價值和益處。澳大利亞主張對人工智能系統的人類控制進行廣泛定義。呈件的結論是，適用現有的國際人道主義法足以解決對人工智能系統的關切，為人工智能增強型聯合軍事行動計劃敞開大門，但須經過現有的審查程序。因此，澳大利亞似乎不反對將人工智能增強規劃適用于國防軍。

理論適用性

為了分析它們對澳大利亞國防軍的適用性，考慮了軍事組織如何應用 JMAP 和人工智能增強型規劃的理論方面。這就需要了解這樣一個澳大利亞國防軍組織在進行規劃時是如何行動、認知和決策的。這首先是一個社會學問題。基于對軍事組織的社會學理解，認知科學為理解人類認知與非人類要素的融合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

吉登斯認為，現代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專家系統構成的，而專家系統是一類可以涵蓋軍事總部的實體。專家系統有許多特性，但它們與認知的關系對當前的問題最為重要。克諾爾-塞蒂娜研究了專家系統在科學中的行為，展示了某些活動的開展是如何塑造和改變一個組織的。她指出，高能粒子實驗室在進行實驗時，"創造了一種分布式認知，這種認知也是一種管理機制：通過這種話語，工作變得協調，自組織成為可能"。雖然她的研究重點是作為知識組織的科學實驗室，但她也承認，"科學以外的專家文化 "也可以使用認識論文化這一概念。從事規劃工作的總部可以表現出分布式認知，對 "分布式認知 "概念的進一步探討有助于我們理解如何考慮人工智能在規劃中的作用。

分布式認知的概念使能夠評估人工智能和 JMAP 對國防軍的適用性。Vaesen 對這一理論總結道："分布式認知（d-cog）背后的基本思想是，認知往往分布在不同的個體和/或認識輔助工具上，如儀器、圖表、計算器、計算機等。哈欽斯曾以船舶進港航行為例，對分布式認知進行了著名的闡釋。在對美國海軍艦船進行廣泛研究后，他得出結論：人類和儀器組成的系統共同指揮著船只。這一系統所取得的認知結果超出了任何一個人的思維，也超過了這一過程中每個人單個認知的總和。以這種方式看待人工智能，就會發現它不過是一個已經整合了各種認知人工制品的系統中的另一個非人類元素。人工智能與其他技術（計算機、矩陣、可視化、地圖）一樣適用于聯合監測和評估計劃，這些技術已被整合到澳大利亞國防軍的規劃中。這種將總部理解為分布式認知系統的觀點強調了將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相結合所產生的潛在效益，而不僅僅是總部數字和生物部分的總和。此外，由于軍事總部已經在人類和人工制品之間分配認知，因此人工智能的整合不存在理論上的障礙。

實際適用性

實際上，在 JMAP 中更有利地整合人工智能會是什么樣子？規劃人員結構的變化是否會像個人電腦出現后文員和打字員隊伍的消失一樣？是否需要新的工作人員職能來清理和管理數據，或調整和完善算法？美國國防部在 2017 年成立的算法戰團隊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思路，即此類團隊如何為國防部門的現有結構和職能增值。瑞安在其 2019 年的文章中指出，"通過應用人工智能擴展器，可以開發行動模型，根據已知和預測的敵方能力測試和比較各種活動，然后比較不同行動方案實現更高層次結果的能力，從而顯著增強并可能加快國防軍的規劃流程。通過對人工智能規劃流程的比較，同意 Ryan 的觀點。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等智囊團也在研究澳大利亞國防軍整合人工智能的方法，并得出結論認為，作為一種通用技術，人工智能可以以多種方式應用于澳大利亞國防軍。這表明，人工智能與規劃的整合可由一項集中的人工智能戰略來指導，該戰略應考慮到澳大利亞國防軍從單個平臺層面到戰略規劃等最高級別功能的需求。

目前，人工智能在規劃中的作用存在實際限制。圍棋等游戲的規則更為明確，能產生明確的結果。Gibney 警告說，AlphaGo 的規劃方法可能很難推廣到現實世界的問題中，因為 "深度強化學習仍然只適用于某些領域"。這歸因于實際軍事沖突數據的可用性和質量有限，以及在沒有簡單勝負定義的情況下評估行動方案結果的挑戰。人工智能在軍事規劃任務中的一些實際局限性可以通過合成數據來克服。自動駕駛汽車已經成功地利用真實世界數據與合成數據的結合進行了訓練。盡管在實施人工智能增強型規劃過程中仍然存在重大的實際障礙，但在將人工智能應用于實際問題方面卻不斷取得進展。這些都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實際挑戰終將被克服。

結論

得出人工智能增強型規劃比未增強型 JMAP 更適用于 ADF 的結論不足為奇。然而，通過深入分析一個特定的人工智能規劃過程，已經能夠超越這種一般性的結論，并探索能夠促進或阻礙這種整合的細節。AlphaGo 程序了解其環境并制定和評估行動方案的方式與澳大利亞國防軍總部通過 JMAP 完成這些任務的方式類似。分析發現，實施人工智能增強型 JMAP 沒有不可逾越的道德或理論障礙。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的參與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監督，這應該能讓大多數人工智能軍事化的批評者感到滿意。參與 JMAP 的軍事總部已經采用了非人類輔助認知技術，因此分布式認知技術為從概念上整合人工智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法。在現實沖突中實施人工智能仍面臨實際挑戰，因為現實環境比圍棋更復雜，結構性更差。人工智能的其他各種應用正在克服這些挑戰，這無疑將使人工智能應用于軍事問題。

參考來源: War College Papers 2023

//theforge.defence.gov.au/war-college-papers-2023/artificial-intelligence-operational-planning

海洋監視船主要用于探測和收集水下目標數據，是反潛作戰體系中重要的遠洋機動偵察節點。美國是世界上 首個建設專用海洋監視船的國家，近年來在我國周邊海域密集開展偵察行動，對地區安全環境造成威脅。為此，從美國海軍 海洋監視船發展現狀出發，針對水聲探測能力、信息交互能力、協同作戰能力、自防御能力、持續作業能力、抗毀傷能力等方 面分析其作戰能力，研究艦船要害部位，總結其作戰運用規律和模式，以期為我國裝備建設和使用提供參考借鑒。

潛艇等水下作戰力量是現代海戰場的主要威 脅之一。為掌握全球重要海域水下兵力動向，美國在世界上最早設計建造了專用的海洋監視船，裝備戰 略 級 拖 曳 陣 列 聲 吶 監 視 系 統（Surveillance Towed-Array Sensor System，SURTASS），能夠以極 低的頻率對潛艇進行探測和跟蹤，使水聲探測覆蓋 區域延伸到固定式水下監視系統測量不到的海區， 且探潛能力遠超攜帶戰術級拖曳陣列聲吶的作戰 艦艇。經過 30 余年的發展，海洋監視船性能不斷 提高，在海戰場立體偵察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近年來，隨著周邊各國海軍潛艇快速發展及美 國“印太戰略”的實施，我國海洋安全形勢日益復 雜，迫切需要建立更完善的預警探測體系。本文主 要研究美海洋監視船的性能和作戰能力，分析總結 其作戰運用規律和模式，對提升我國聯合反潛作戰 能力、獲取未來水下戰爭優勢具有借鑒意義。

本文介紹了無人機在現代戰爭中的興起、一些典型無人機型號特點功能、烏克蘭戰爭中的無人機、無人機倫理考量、反無人機等。

在無人機技術快速發展的推動下，現代戰爭領域正在經歷重大變革。這種轉變的核心是自主無人機的出現，它代表了軍事能力的新前沿。這一發展不僅是一種漸進式的進步，而且是一種范式轉變，對作戰環境和民用環境都有深遠的影響。

1 自主無人機：下一個前沿

美國空軍將自主無人機作為僚機整合到戰斗機作戰中的倡議，證明了無人機技術的進步。美國空軍計劃在2024年加強自主飛行實驗，目標是將這些無人機與F-35和未來的戰斗機一起部署。這些協作戰斗機（CCA）預計將執行從打擊目標到電子戰的無數任務，突出了無人機在現代戰爭中的多方面效用。部署大型無人機機隊的雄心勃勃的目標突顯了向大規模整合自主能力的戰略轉變。

1.1 大眾市場軍用無人機的興起

Bayraktar TB2 等大眾市場無人機對戰爭的影響怎么強調都不為過。這些無人機使空戰擴散化，使更廣泛的參與者能夠獲得先進的能力。TB2的遠程攻擊能力及其作戰效率展示了無人機的戰略價值。這種轉變挑戰了傳統的軍事范式，強調了技術在公平競爭中的作用。無人機戰爭的演變突顯了從傳統主導地位向更分散、更易于獲得的軍事力量形式的過渡。

1.2 自主蜂群無人機：游戲規則改變者

自主蜂群無人機的發展標志著軍事戰略的重大飛躍。這些無人機能夠在有凝聚力的單元中運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適應性、效率和戰略縱深的組合。它們主導戰斗場景并起到威懾作用的潛力反映了利用集體人工智能能力的戰略優勢。蜂群無人機部署的心理和戰術層面可以重新定義交戰的性質，使其成為未來軍事行動的關鍵要素。

1.3 倫理和戰略考量

自主無人機和人工智能在戰爭中的出現引發了復雜的倫理和戰略問題。將決策權委托給機器，特別是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需要仔細研究其倫理影響。此外，這些技術有可能改變戰略格局，因此需要對它們對全球安全動態的影響有細致入微的了解。將自主無人機整合到軍事戰略中既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需要深思熟慮的治理和監督。

無人機戰爭的發展軌跡很明確：自主無人機將在未來的軍事行動中發揮關鍵作用。這種轉變的影響是深遠的，涉及戰略、倫理和作戰層面。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軍事和地緣政治格局無疑將隨之重塑。挑戰在于駕馭這一新領域，確保負責任和有效地利用無人機技術的進步，以在日益復雜的世界中增強安全性和穩定性。

2 現代戰爭中自主無人機的興起和自動目標識別

隨著自主無人機和先進的自動目標識別 （ATR） 系統的集成，現代戰爭的格局正在迅速發展，這標志著戰場內外軍事行動方式的重大轉變。這些技術進步不僅增強了作戰能力，還提出了重要的道德和戰略考慮。

2.1 軍事行動中的自主無人機

美國空軍計劃開發一支可以與F-35等有人駕駛戰斗機一起自主飛行的無人機僚機機隊，這證明了自主無人機有望在未來的戰斗場景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協作戰斗機 （CCA） 專為各種任務而設計，包括監視、打擊敵方目標、電子戰和充當誘餌。美國空軍計劃在不久的將來部署這些無人機，目前正在積極研究和測試自主飛行能力和戰術，以確保無縫融入中隊作戰。這一工作是利用自主系統提高軍事行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

2.2 自動目標識別的進步

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發展的推動下，自動目標識別（ATR）技術處于改變軍事行動的最前沿。BAE系統公司已獲得美空軍研究實驗室的一項重要合同，為ATR開發機器學習軟件，作為戰術自主性多傳感器開發（META）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提供先進的態勢感知，并實現對競爭環境中移動目標意圖的高置信度檢測、跟蹤、識別和理解。通過集成環境自適應處理，該技術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誤報，并增強復雜操作場景中目標識別的可靠性。

2.3 自動目標識別的變革性影響

ATR 技術將徹底改變國防分析，能夠識別 AI 應用程序生成的大量數據中的模式、趨勢和異常情況。這種能力將改善作戰戰略、戰術和軍事準備，在更有效地識別和應對威脅方面具有顯著優勢。然而，采用 ATR 也帶來了挑戰，包括確保這些系統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以防止誤報或誤報以及解決網絡安全漏洞。

2.4 倫理和戰略考量

自主無人機和ATR技術的興起將重要的倫理和戰略問題帶到了最前沿，特別是關于人類判斷在戰斗決策中的作用以及將人類行為者與戰場保持距離的影響。在利用技術進步提高作戰效率與在軍事行動中保持問責制和道德標準之間，需要謹慎平衡。

隨著自主無人機和ATR技術的不斷發展，它們有望顯著改變戰爭的性質，提供增強的能力，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這些技術的成功整合將取決于解決道德問題，確保系統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以及制定戰略框架，以利用其優勢同時降低風險。現代戰爭的未來將越來越依賴于適應這些尖端技術并將其整合到軍事戰略和行動中的能力。

3 重新定義戰爭：配備人工智能的戰爭無人機在現代軍事技術中的興起

軍用無人機領域正在迅速發展，人工智能 （AI） 的集成將這些機器推向了現代戰爭的最前沿。在配備人工智能的最先進和具有潛在危險的戰爭無人機中，有一些因其能力、作戰范圍、自主性以及人工智能協作的潛力而脫穎而出，這些潛力可以進一步擴大其在戰場上的威脅程度。

3.1 配備人工智能的先進戰爭無人機

（1）Bayraktar TB2無人機

這架土耳其制造的無人機在各種沖突中表現出了顯著的效果，展示了自主操作和進行精確打擊的能力。它在戰場上的成功凸顯了中空長航時 （MALE） 無人機的戰略效用。

1）基本飛行性能標準：

• 18,000 英尺工作高度
• 27 小時最長飛行時間
• 全自動飛行控制和 3 冗余自動駕駛系統（三重冗余）
• 全自動著陸和起飛功能，不依賴地面系統
• 通過內部傳感器融合進行導航，無需依賴 GPS
• 最大海拔25000英尺

2）高級功能：

• 全自動導航和路線跟蹤功能
• 內置傳感器融合的精確自動起飛和著陸
• 全自動滑行和停泊功能
• 支持半自主飛行模式
• 容錯和 3 冗余傳感器融合應用
• 交叉冗余YKI系統
• 獨特的冗余伺服執行器單元
• 獨特的冗余鋰基電池單元

3）技術規格：

• 通信范圍 ： <300 km
• 巡航速度-最高速度：70 節 – 120 節
• 有效載荷能力 ： 150 kg
• 效載荷 – ISR：可切換 EO/IR/LD 或多用途 AESA 雷達
• 有效載荷 - 彈藥：4 激光制導智能彈藥
• 燃料容量/類型 ： 300升/汽油
• 起飛和著陸：跟蹤（自動）
• 最大起飛重量：700公斤
• 續航時間：27小時
• 翼展：12米
• 高度：2.2米
• 長度：6.5米
• 推力類型 ： 105 hp 內燃噴射發動機
• 作業海拔-最大海拔: 18000 - 25000英尺

本土彈藥“Roketsan MAM-L和MAM-C”的整合以及成功執行情報、持續空中監視和偵察（ISR）任務的能力，使該系統成為作戰中不可或缺的平臺。武裝無人機 Bayraktar TB2 是一個多用途平臺，因為它可以使用機載激光指示器執行目標捕獲。它還能夠使用由四枚智能彈藥組成的有效載荷消滅目標。Bayraktar TB2 是一個系統，可提供執行外科手術精確打擊所需的所有尖端解決方案，防止對近距離區域造成廣泛損壞。這些功能確保平民安全是首要任務。

4）實時圖像傳輸和備份系統:

Baykar 實時圖像傳輸系統 （BGAM） 為國防工業提供實時圖像傳輸和處理解決方案。BGAM 允許多個用戶同時監控高分辨率、無延遲的直播。BGAM 是一個基于 Web 的應用程序，允許用戶通過互聯網使用移動應用程序在網絡或平板電腦上安全地觀看直播。

系統會自動將所有傳輸的圖像存儲到 30 分鐘的文件中。在監控實時影像時，用戶可以在系統上做多標簽筆記。保存的標簽和標簽將有助于日后通過存檔視頻進行搜索。同樣，根據這些注釋，可以創建任務日志，然后導出。存檔文件可以按日期和元數據進行篩選。

出于安全原因，系統會自動重新生成臨時密碼，以保護對實時傳輸和存檔影像的訪問。用戶名或設備信息水印顯示在所有實時和存檔的視頻文件上。

或者，嵌入式軟件可以集成到圖像傳輸系統中，允許實時傳輸到運行 Windows 的移動設備。從高度安全的網絡到移動設備的數據傳輸通過采用端到端加密方法（也稱為數據二極管模型）進行保護。

5）地面控制站: TB2 使用三頻進行 LOS 控制和視頻傳輸。

Baykar移動地面控制站（移動GCS）確保從遠離中央指揮中心的前方基地遠程控制Bayraktar TB2平臺。移動GCS強大的通信天線通過允許Bayraktar TB2無人機起飛和降落來擴大任務范圍。

與NATO ACE III避難所標準一致，移動GCS包括一個液壓驅動的高空作業平臺，可提升至12米，自動定向天線系統和強大的卡車，通過液壓支腿為所有這些部件提供機動性。移動GCS是Baykar自己的設計。它配備了尖端的傳感器和控制閥，可以在短時間內安全地進行設置。

（2）蘇霍伊 S-70 Okhotnik-B無人機

俄羅斯進入隱形戰斗無人機，旨在與Su-57等有人駕駛戰斗機一起工作，代表了無人系統與傳統空中力量相結合的飛躍。它的能力預示著未來無人機和有人駕駛飛機協同行動以實現戰略目標。

1）蘇霍伊 S-70 技術數據表

• 發動機
  • 兩臺土星 AL-41F1 渦扇發動機
  • 推力：每個高達 32,000 磅
  • 高可靠性和高效率
  • 預期壽命長
• 航電
  • 先進的航空電子設備套件
  • 強大的雷達和電子戰系統
  • 先進的通信系統
  • 雷達探測范圍：最遠 400 公里
  • 用于破壞和干擾的電子戰系統
• 武器系統
  • 空對空導彈：R-73、R-77
  • 導彈射程：可達 300 公里
  • 用于近距離戰斗的 30 毫米加農炮
• 隱身功能
  • 最小化的雷達信號特征
  • 精心設計的飛機形狀，以減少 RCS
  • 雷達吸收涂層和材料
  • 減少發動機的熱特征
• 機動性
  • 先進的飛行控制
  • 矢量推力引擎
  • 高敏捷性和機動性

蘇霍伊S-70是一種高度先進的第五代戰斗機，以其強大的技術特征而聞名，使其成為空戰中的強大競爭者。這些技術特點重點介紹如下：

發動機：S-70配備了兩臺強大的土星AL-41F1渦扇發動機，每臺發動機能夠產生高達32,000磅的推力。這些發動機以其可靠性和效率而聞名，具有較長的預期壽命，可確保在各種操作場景中保持性能。

航空電子設備：該飛機擁有先進的航空電子設備套件，包括最先進的雷達和電子戰系統。它的雷達系統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探測范圍，可達400公里，使其能夠在相當遠的距離內識別和跟蹤目標。電子戰系統旨在有效地破壞和干擾敵人的通信。

武器系統：S-70可以裝備空對空導彈，如高度機動的R-73和R-77，可以與300公里外的目標交戰。在近距離戰斗情況下，該飛機配備了一門強大的 30 毫米加農炮，以實現精確交戰。

隱身功能：S-70采用了隱身技術，以盡量減少其雷達信號，使敵方雷達系統難以探測到。空氣動力學設計減小了其雷達橫截面，而雷達吸收涂層和材料進一步降低了其雷達特征。此外，該飛機的發動機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其熱特征，使其不易受到熱尋導彈的攻擊。武器和航空電子系統的電磁輻射也減少了，有助于其隱身能力。

機動性：S-70先進的飛行控制和推力矢量發動機使其能夠高效地執行急轉彎和復雜機動。這種出色的機動性在敏捷性和速度至關重要的格斗場景中尤為有利。

2）作戰能力

蘇霍伊S-70主要設計用于空對空作戰，使其成為一種能力強大的戰斗機。其先進的武器系統，包括 R-73、R-77 導彈和強大的 30 毫米加農炮，使其在打擊和消除敵方威脅方面具有優勢。雷達系統的遠探測距離和電子戰能力使S-70能夠在遠距離內與敵機交戰和探測。其卓越的機動性進一步增強了其在空戰中的有效性，確保它能夠以敏捷和速度戰勝對手。

3. 前景

盡管蘇霍伊 S-70 于 2020 年推出，但已經顯示出巨大的潛力，并引起了全球潛在買家的極大興趣。預計它仍將是俄羅斯軍事戰略的核心要素，隨著其受歡迎程度的提高，計劃在更多國家增加生產和部署。隨著時間的推移，該飛機的能力可能會提高，其隱身能力、航空電子設備、傳感器、雷達和電子戰系統有可能升級，以跟上不斷發展的技術和潛在對手的步伐。

（3）XQ-58A 女武神

Valkyrie 是美國空軍開發的一款支持人工智能的無人機，代表了向能夠執行各種角色的自主無人機的轉變，從偵察到充當支持有人駕駛噴氣式飛機的誘餌。它的蜂群作戰潛力可以重新定義空戰戰略。

奎托斯戰術無人機系統（KUAS）：

隨著戰術飛機采購成本的增加和近對等對手的出現，奎托斯無人機系統（KUAS）一直是開發可重復使用和可消耗的無人機系統（UAS）的先驅，該系統用于有爭議的環境中的有人-無人編隊（MUM-T）行動。利用其在高性能次級空中目標方面的專業知識，KUAS設計、開發并演示了XQ-58A Valkyrie，這是第一款專用的可消耗性無人機系統。

XQ-58A Valkyrie 代表了戰術無人機系統技術的突破性方法。這種隱形無人作戰飛行器最初由奎托斯開發和制造，并作為低成本消耗打擊演示器計劃的一部分向美國空軍展示。它屬于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的低成本可消耗飛機技術（LCAAT）項目組合，旨在為無人護航或僚機在戰斗場景中與載人戰斗機一起作戰提供一種經濟實惠、成本/重量顯著降低的解決方案。

奎托斯的 XQ-58A Valkyrie 自 2019 年開始運營，目前正在俄克拉荷馬城生產，擁有高性能能力、生存能力以及以高亞音速進行遠程飛行的能力。它可以作為忠誠的僚機，單獨操作，也可以作為蜂群的一部分發揮作用。它的經濟性、遠程能力、高亞音速、機動性和靈活的任務套件配置，加上從其內部炸彈艙和機翼站攜帶致命武器的選項，為各種國防部客戶提供了廣泛的靈活性。

此外，XQ-58A在驗證載人平臺自主電子支持的有效性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并展示了人工智能平臺在增強戰斗空中巡邏方面的潛力。它能夠獨立于跑道或機場進行遠程預部署和操作，對近乎對等的對手起到重要的威懾作用，并為美國作戰人員提供最大的作戰靈活性和實用性。

此外，Valkyrie 采用的生產方法是從奎托斯負擔得起的噴氣式無人機目標飛機演變而來的，確保它完全符合眾議院通過的 2024 年國防授權法案 （NDAA） 定義的可消耗成本等級。這種分類進一步將其區分為實現國防部大規模任務目標的推動者。XQ-58A Valkyrie 代表了現代戰爭的尖端解決方案，體現了戰術無人機系統的創新、經濟性和卓越性能。

（4）“小精靈”（Gremlin）無人機

這些無人機由美國國防公司奎托斯（Kratos）提出，可以從“母艦”發射，完成任務，然后在空中返回加油和重新武裝。這一概念為無人機操作引入了新的靈活性和持久性，無需地面支持即可實現連續交戰。

美國和英國正在追求“忠誠僚機”無人機的概念，即自主運行或在飛行員的控制下運行，目標是制造1000架這樣的飛機。這些無人機旨在補充載人戰斗機，提供增強的靈活性和火力。該倡議突出了人機協作的戰略方法，強調人工智能在支持傳統軍事任務方面的整合。

X-61A “小精靈”項目代表了在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主持下無人機技術和戰略的重大飛躍。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于 2019 年 11 月首次升空，處于不斷發展的軍事戰術和技術進步的最前沿。X-61A “小精靈”無人機（UAV）由Kratos Defense & Security Solutions和Leidos的全資子公司Dynetics， Inc.合作開發，證明了推動現代防御戰略的創新精神。

“小精靈”計劃以其部署和恢復無人機系統（UAS）的革命性方法而著稱。傳統上，無人機是從地面發射和回收的，限制了它們的作戰范圍和靈活性。然而，“小精靈”計劃試圖通過實現無人機組的空中發射和回收來克服這些限制。這種方法不僅擴展了無人機的作戰能力，而且通過實現快速部署和檢索來增強其戰略價值，大大縮短了任務之間的周轉時間。

“小精靈”計劃的主要目標是證明從現有軍用飛機（包括C-130等大型運輸機以及可能從戰斗機和其他小型固定翼平臺）發射和回收無人機群的可行性和效率。這種能力有望徹底改變空戰的進行方式，為從偵察和監視到電子戰和網絡作戰等各種任務使用無人系統提供前所未有的靈活性和效率。

創新性回收過程是“小精靈”計劃的標志。在完成指定任務后，C-130運輸機在半空中回收“小精靈”無人機，使用一種技術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無人機暴露在敵對環境中，并減少無人機操作的后勤足跡。回收后，小精靈被運回基地，在那里他們迅速翻新并為下一次任務做好準備。這種快速周轉能力凸顯了該計劃對可重復使用性和運營效率的重視，為無人機任務的可持續性設定了新標準。

X-61A “小精靈”的開發和成功飛行是DARPA，Kratos和Dynetics之間廣泛研究和合作的結晶。這種伙伴關系利用了每個組織的優勢，將DARPA的國防技術前瞻性方法與Kratos在無人機開發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Dynetics在系統集成和工程方面的能力相結合。其結果是，該計劃不僅展示了技術可行性，而且有可能重塑空戰中的戰術和戰略范式。

隨著“小精靈”計劃的進展，它繼續因其為美軍提供重大戰術優勢的潛力而受到關注。從機載平臺部署和恢復無人機群的能力提供了傳統無人機操作無法比擬的靈活性和響應能力。這種能力，加上通過快速周轉和任務可重用性獲得的作戰效率，使“小精靈”計劃成為未來軍事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

此外，五角大樓對人工智能驅動的蜂群無人機和艦船的探索表明，自主系統在沒有直接通信的情況下執行任務的潛力，從而減輕了與電子戰和干擾相關的風險。這一發展標志著人工智能在增強軍用無人機的作戰能力方面越來越重要，使其更具彈性和適應復雜的作戰場景。

這些進步表明，未來戰爭將越來越依賴自主無人機，能夠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進行復雜的決策和行動。持續的沖突和軍事戰略反映了利用人工智能獲得戰略優勢的趨勢，強調了技術在塑造未來戰爭方面的關鍵作用。

3.2 新興人工智能賦能無人機協作

通過人工智能進行無人機協作的概念是軍事戰略中的游戲規則改變者。這種合作不僅僅是無人機之間的通信，而是形成一個有凝聚力和適應性的網絡，能夠以最少的人為干預執行復雜的任務。

• 蜂群戰術：人工智能協作可以使無人機成群作戰，這些無人機可以自主決定飛行路徑、目標選擇和攻擊策略。這種程度的協作可以使蜂群在壓倒敵人的防御中非常有效，從而提供顯著的戰術優勢。
• 適應性學習：未來的無人機可能會分享經驗并從每次遭遇中學習，實時調整他們的策略。例如，如果一個蜂群中的一架無人機發現了一種更有效的攻擊方法，它可以立即與整個蜂群共享這些信息，從而提高后續交戰的有效性。
• 分布式指揮：與傳統的軍事等級制度不同，無人機群可以在分散的指揮結構下運作，在這種結構中，決策是根據集體智慧即時做出的。這可能使它們變得不可預測且難以應對。
• 一體化作戰：人工智能無人機可以與載人部隊無縫集成，無需直接控制即可提供支持、監視和作戰能力。這可以擴大軍事力量的作戰范圍，從而能夠更精確和戰略性地部署資源。

3.3 最危險的戰爭無人機愿景

未來最危險的戰爭無人機可能是結合了隱身、人工智能協作和自主能力的無人機。想象一下，一架無人機——或者更好的是，一群無人機——能夠進行偵察、識別目標，并在最少甚至沒有人工投入的情況下進行交戰。這種無人機將配備先進的隱身技術，使其難以被發現和攔截。

這些無人機可以在對抗性環境中運行，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導航、安全通信和做出戰略決策。人工智能處理信息和適應動態戰斗情況的潛力遠遠超過人類的能力，使這些無人機能夠以人類控制系統無法達到的速度執行復雜的機動和策略。

此外，將網絡戰工具集成到這些無人機中可以使它們破壞敵人的通信和防御，從而進一步提高其有效性。自主性、智能和火力的結合使這種配備人工智能的無人機的愿景成為任何防御系統的巨大挑戰。

隨著技術的進步，倫理和法律考慮將變得越來越重要。高度自主無人機的部署引發了關于問責制、意外附帶損害的可能性以及自主武器系統軍備競賽風險的問題。應對這些挑戰需要國際合作和制定強有力的監管框架，以確保人工智能在戰爭中的使用仍然處于人類的監督之下，并遵守國際法。

配備人工智能的無人機的發展代表了戰爭性質的重大轉變，協作式人工智能無人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未來最危險的無人機可能是那些能夠自主運行、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并與其他無人機執行協調戰略的無人機，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它們對敵方防御的可見性。

3.4 烏克蘭對注入人工智能的低端無人機的使用：現代戰爭的關鍵時刻

烏克蘭持續的沖突已成為現代戰爭領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展示了注入人工智能的低端無人機的關鍵作用。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宣布，烏克蘭的目標是在2024年為其軍隊生產100萬架無人機，這突顯了該國對利用這些先進技術的承諾。這一舉措凸顯了克服官僚主義和后勤挑戰的迫切需要，以確保無人機在戰場上的有效部署。

烏克蘭無人機戰爭的升級具有里程碑意義，將無人機從一項新興技術轉變為軍事戰略的關鍵要素。這場沖突凸顯了人工智能在增強無人機能力方面的巨大潛力，使它們在檢測、分類和打擊目標方面更加自主和有效。將先進的自動目標識別（ATR）技術集成到這些無人機中，標志著戰爭戰術的深刻轉變，朝著能夠塑造沖突進程的更加自主和智能的系統邁進。

烏克蘭的人工智能驅動的無人機正在使沖突對敵對勢力更加致命，這表明這些技術對戰場產生了切實的影響。通過人工智能算法抵消干擾和增強無人機自主性的努力表明了正在采用的創新方法。像 Twist Robotics 這樣的公司處于開發人工智能解決方案的最前沿，這些解決方案使無人機即使在信號中斷的情況下也能繼續執行任務，展示了現代戰爭的動態本質，技術不斷發展以應對新出現的挑戰。

這場戰爭實際上已成為人工智能戰爭的活實驗室，在實時戰斗情況下測試和完善人工智能增強系統的使用。從空中系統到自主船只和水下無人機，這場沖突展示了未來戰爭越來越網絡化和數據驅動的場景。人工智能在戰場上廣泛使用數據分析正在重塑情報收集，提供以前無法實現的戰略和戰術優勢。

人工智能驅動的無人機的出現，如“獵隼偵察兵”，進一步體現了烏克蘭對技術的創新使用。這些自主機器可以識別和攻擊各種軍事目標，展示了正在開發和部署的先進能力。這些無人機與烏克蘭的情報系統相結合，代表了在作戰行動中實現更高效、更致命的“殺傷鏈”的重大飛躍，標志著自主武器發揮關鍵作用的戰爭新時代。

隨著烏克蘭繼續推動無人機戰爭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這些發展對全球的影響是深遠的。這場沖突不僅考驗了當前軍事技術的局限性，也為未來的戰爭奠定了基礎，自主和注入人工智能的系統可能占據主導地位。各國和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是適應這些快速變化，認識到沖突和安全的未來將與無人機技術和人工智能的進步錯綜復雜地聯系在一起。

4 “切除纜繩”改變游戲規則：現代戰爭中自主無人機的演變

隨著自主無人機的出現，現代戰爭的格局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標志著軍事技術的關鍵發展。能夠在戰場上動態作戰的無人機的出現使精確制導和對峙打擊擴散化，使更廣泛的參與者能夠使用復雜的戰爭工具。這些發展徹底改變了監視和偵察，引入了收集和分析戰場數據的創新方法。

這一演變的一個關鍵里程碑是向將人類從控制回路中移除的過渡，這開辟了廣闊的可能性和擔憂的前沿。傳統的人機交互 （MITL） 控制雖然確保了人工監督，但限制了無人機的操作能力，尤其是在遠距離與動態目標交戰時。配備先進傳感器和人工智能驅動硬件和軟件的自主無人機可以獨立選擇和攻擊目標，從而克服這些限制。

自主蜂群無人機的使用代表了戰爭的新面貌，凸顯了人工智能對軍事戰略的深遠影響。這些無人機協同工作，利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對不斷變化的戰場條件做出快速反應。其影響超出了戰術優勢，因為自主蜂群也帶來了戰略和道德挑戰。將人工智能集成到無人機中，增強了它們在情報收集、監視和精確打擊方面的效率，讓我們得以一窺未來戰爭，技術優勢直接轉化為戰略優勢。

然而，自主無人機的部署引發了重大的法律和倫理問題，特別是在遵守國際人道法以及必要性、相稱性、歧視和預防原則方面。圍繞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AWS）監管的持續討論和辯論凸顯了確保未來無人機襲擊符合既定法律框架的復雜性。大國對規范LAWS的新條約的抵制凸顯了在自主戰爭技術治理方面達成國際共識的挑戰。

無人機蜂群的概念和人工智能輔助自主無人機的發展，例如美國和英國在航空母艦上測試大型遠程無人機，反映了軍事應用的創新軌跡。這些發展凸顯了無人機“邊學邊學”的潛力，在整個艦隊中分享戰術見解，甚至犧牲自己來保護有人駕駛戰斗機。反無人機技術的進步和無人機群在烏克蘭等沖突地區的戰略部署說明了無人機戰爭的動態變化，其中數量和集體行動的能力提高了作戰效率。

5 同形式，新功能：現代戰爭中自主無人機的演變

在無人機技術快速發展的推動下，現代戰爭領域正在經歷重大變革。這一轉變的最前沿是自主無人機的引入，例如遠程神風敢死隊無人機，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軍事行動的動態。這些事態發展標志著對傳統戰爭戰術的背離，既提供了戰略優勢，也給全世界的軍事戰略家帶來了新的挑戰。

至 2024 年，美國空軍將加快其自主飛行實驗，計劃整合無人機僚機，即協作戰斗機 （CCA），與 F-35 等有人駕駛戰斗機并肩作戰。這些CCA旨在執行各種任務，從打擊目標到進行監視，而無需直接的人為控制。該計劃旨在將機隊擴大到最初預計的 1,000 架無人機之外，這凸顯了軍事行動中對自主系統的日益依賴。

土耳其制造的Bayraktar TB2和伊朗設計的Shahed-136無人機等大眾市場軍用無人機的影響是深遠的。這些無人機在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各個沖突地區證明了它們的有效性，它們已被用于進行精確打擊和情報收集。特別是 Shahed-136 無人機，已被俄羅斯用于針對烏克蘭平民的恐怖行動，展示了無人機自主操作和瞄準固定點的能力。盡管成本相對較低，但部署此類無人機的經濟和戰略意義是巨大的，特別是考慮到使用更昂貴的導彈系統攔截這些無人機的成本差異。

自主蜂群無人機的興起代表了戰爭的新時代，有可能通過使用高度協調和高效的無人機群來重新定義軍事戰略。這些無人機在人工智能和太空技術的增強下，可以對不斷變化的戰場條件做出動態反應，并對潛在的侵略行為構成強大的威懾。在最近的沖突中，例如在烏克蘭，自主無人機的部署為了解其變革潛力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強調了向更靈活和更具成本效益的軍事技術的轉變。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與白鸛（White Stork）一起涉足人工智能驅動的軍事技術，體現了該領域的前沿發展。White Stork的目標是大規模生產能夠自主視覺瞄準的人工智能“神風敢死隊”無人機，此舉可能會顯著改變軍事技術和作戰策略的格局。施密特對國防技術的參與，加上他對烏克蘭工廠和試驗場的廣泛參觀，表明了他對通過創新提高軍事能力的堅定承諾。

6 學會殺傷:具有致命精度的自主無人機的興起

軍事領域正處于一個變革時代的邊緣，其特點是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執行任務的自主無人機的快速集成。這些先進的系統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正在重塑戰爭的本質，引入曾經是科幻小說領域的能力。

2024年，美國空軍將升級其自主技術的實驗，計劃對無人機僚機或協作戰斗機（CCA）進行飛行測試，這些飛機旨在配合F-35等有人駕駛戰斗機。這些無人機將發揮各種作用，從監視到打擊目標，體現向更加自動化的戰場的轉變。這項名為“毒液計劃”的計劃旨在將自主軟件集成到F-16戰斗機中，為戰斗中隊內CCA的無縫運行奠定基礎。

促進這一飛躍的技術進步不僅限于美國，全球軍事努力正在挑戰極限，翼龍-3和Bayraktar Kizilelma等無人機在自主能力方面處于領先地位。這些無人機能夠攜帶大量有效載荷并自主執行復雜的任務，這標志著向可以獨立于人類直接控制運行的無人機的轉變。

這一演變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在各種自主系統中的應用，包括涉及XQ-58A Valkyrie無人機的著名Valkyrie項目。該項目展示了無人機在人類飛行員的監督下自主進行偵察和參與戰斗的潛力。這些發展表明，在未來，無人機不僅是輔助工具，而且是軍事戰略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能夠適應動態的戰斗環境。

然而，這些自主系統的出現引發了深刻的倫理和戰略問題。傳統上由人類操作員負責的決策過程正逐漸轉移到算法上，因此有必要對自主戰爭的道德影響進行嚴格的審查。隨著人工智能驅動的無人機在戰場上變得越來越普遍，人類和機器決策之間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模糊，促使人們重新評估當前的軍事實踐和政策。

隨著世界進入這個新的戰爭時代，自主無人機的集成有望重新定義作戰策略，提供無與倫比的機遇和挑戰。無人機技術的進步不僅增強了軍事能力，而且需要對無人機的部署采取深思熟慮的方法，確保道德考慮處于這一技術飛躍的最前沿。

7 一個更艱巨的目標：反自主無人機的挑戰

自主無人機的興起代表了軍事參與和國內安全范式的重大轉變。這些無人機不受人類直接監督的限制，能夠獨立開展行動，對全球國防戰略提出了微妙的挑戰。

美國立法者最近的討論加劇了人們對五角大樓有效應對無人機威脅能力的擔憂。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兩黨小組在約旦發生襲擊事件導致三名美軍死亡后，對當前反無人機技術的充分性提出了質疑。越來越多的人呼吁改善部隊保護措施，并迅速購買先進的反無人機系統，以應對無人系統帶來的不斷變化的威脅，尤其是在過去三年中發生了近200起襲擊事件之后。

美國軍方正在積極努力加強其反無人機訓練和能力。在錫爾堡建立聯合反無人機系統大學是讓所有部門的作戰人員做好準備以識別、報告和應對無人機威脅的關鍵一步。這一舉措是將反無人機系統訓練納入各種演習和作戰協議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重點是當今和未來的威脅。

此外，五角大樓的反無人機辦公室正準備在 2024 年 6 月進行演示，重點是消滅成群的無人駕駛飛機。預計該演示將探索一種利用電子戰能力、高功率微波和動能攔截器的分層防御方法。該辦公室已經進行了幾次演示，旨在改進低抵押攔截器并評估用于反無人機系統操作的高功率微波系統。

美國空軍也在推進計劃在2024年測試無人機僚機的自主飛行能力。這些協作戰斗機旨在與有人駕駛戰斗機并肩作戰，代表了將自主系統整合到日常軍事行動中的轉變。該計劃與“毒液計劃”一起，旨在探索自主飛行的潛在好處，并制定將這些系統納入中隊戰略的策略。

美國海軍為海上作戰部署自主蜂群無人機的努力進一步凸顯了軍方對無人系統的承諾。生產就緒、廉價的海上遠征 （PRIME） 計劃旨在部署能夠在有爭議的水域自主作戰的小型無人水面車輛 （sUSV），這標志著海軍能力的重大進步。

這些發展凸顯了應對自主無人機防御復雜挑戰的多方面方法。隨著這些系統在現代戰爭和國內安全場景中變得越來越普遍，創新防御解決方案的必要性從未如此明確。無人機技術的發展，加上向自主行動的戰略轉變，需要采取積極主動的動態響應，以確保在不斷變化的威脅環境中的安全。

8 倫理大辯論：自主無人機在戰爭中的興起

自主無人機在戰爭中的興起引發了一場復雜的道德和倫理辯論，挑戰了既定規范，并引發了對監管框架的呼吁。這場辯論包括技術進步與國際人道法原則之間的平衡、人類監督的必要性，以及部署無需人工干預即可運行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AWS）的影響。

由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領導的聯合國一直是這些討論的重要平臺。一項關于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以禁止缺乏有意義的人為控制的法律的提案強調了在國際法律框架內應對這些挑戰的緊迫性。然而，美國、俄羅斯等大國認為，現有的國際人道法法規已經足夠，這表明在如何處理這些技術的治理方面存在分歧。

道德問題不僅限于遵守法律，還延伸到戰爭的本質。自主武器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沖突的動態，引發人們對區分戰斗人員和非戰斗人員的能力以及在激烈的戰斗中做出相稱決定的能力的質疑。這些系統以不可預測或超出其編程范圍的方式運行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層風險，引發了對自主交互引起的軍事版“閃電崩潰”的擔憂。

來自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等機構的專家對這場辯論進行了權衡，強調了道德考慮和法律義務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雖然LAWS可能提供操作優勢，例如降低人類在壓力下犯下戰爭罪的風險，但機器缺乏同理心和道德判斷力會帶來重大的道德困境。

圍繞LAWS的對話還涉及戰時法原則或戰爭中的正義原則，特別是關于區分和相稱原則。對算法進行目標選擇的依賴令人擔憂，人們擔心LAWS在復雜環境中準確區分戰斗員和平民的能力，這可能導致不可接受的附帶損害和平民傷亡。

隨著世界努力應對這些新興技術，人們的共識傾向于保持人類對致命決策過程一定程度控制的必要性。這不僅確保了對國際法的遵守，而且在戰爭中保留了道德指南針，這是純粹的自治系統可能缺乏的一個方面。正在進行的辯論和擬議的監管措施反映了一種集體努力，以駕馭LAWS所呈現的道德雷區，旨在維護人道主義原則，即使戰爭的性質隨著技術進步而演變。

參考來源：debuglies

近年來，無人機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改變了戰爭的作戰方式。本文將深入探討這項不斷發展的技術的發展狀況和潛在影響，并探索軍用無人機的未來及其在塑造未來戰爭中的作用。

軍用無人機技術概論

多年來，軍用無人機技術迅速發展，徹底改變了現代戰爭。這些無人機（UAV）已成為軍事行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廣泛的能力和優勢。從偵察任務到有針對性的打擊，軍用無人機已被證明在增強態勢感知和戰斗力方面非常有效。隨著人工智能、傳感器技術和數據處理的進步，軍用無人機技術的未來具有更大的潛力。

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軍用無人機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未來既充滿希望又充滿挑戰。發展的關鍵領域之一在于自主能力，無人機配備了復雜的算法，使它們能夠獨立導航和執行任務。這將大大減少對人工操作人員的依賴，提高運營效率。此外，集群技術的整合將使多架無人機之間的協調行動成為可能，進一步增強它們在戰場上的能力。

未來軍用無人機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它們能夠適應不同的環境和任務要求。無論是在城市地區進行監視，還是在崎嶇的地形中執行精確打擊，無人機都將被設計為克服各種挑戰。此外，無人機技術的小型化將允許更隱蔽的行動，因為較小的無人機可以很容易地部署并且不會被發現。

在武器裝備方面，軍用無人機將繼續發展并變得更具殺傷力。從精確制導導彈到先進的瞄準系統，這些無人機將擁有以更高的準確性和效率消除威脅的火力。監控功能也將得到增強，圖像識別軟件和實時視頻流將得到改進。這將為軍事人員提供關鍵情報，提高他們的決策能力。

然而，軍用無人機技術的未來也引發了人們的擔憂。自主無人機存在道德方面的考慮，因為它們的行為可能基于算法和人工智能系統，而這些算法和人工智能系統可能并不總是優先考慮人的生命和附帶損害。此外，無人機技術在非國家行為體中的擴散也帶來了安全風險，因為這些組織可能會利用無人機進行恐怖活動或不對稱戰爭。

總之，軍用無人機技術的快速發展既帶來了難以置信的潛力，也帶來了挑戰。毫無疑問，未來的戰爭將增加對無人機的依賴，自主能力、群體技術和小型化將發揮重要作用。然而，解決與這項技術相關的道德問題和安全風險至關重要。軍用無人機技術的全部影響尚未完全理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應對現代戰爭的方法已經永遠改變了。

軍用無人機的當前應用

在當今的現代戰爭中，軍用無人機已成為戰場上各種應用不可或缺的工具。這些無人機（UAV）已經在廣泛的軍事行動中證明了它們的價值，為世界各地的軍隊提供了獨特的優勢和能力。

軍用無人機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用于偵察和監視目的。無人機配備了先進的攝像頭和傳感器，可以從空中收集有價值的情報，為軍事指揮官提供實時態勢感知。這些信息對于做出明智的決策和規劃戰略演習至關重要。

此外，軍用無人機已被用于有針對性的空襲和戰斗任務。無人機配備精確制導彈藥，可以準確打擊敵方目標，同時將附帶傷害降至最低。這種能力徹底改變了空中優勢的概念，使軍隊能夠應對敵對威脅，同時降低其人員的風險。

此外，無人機已被用于搜索和救援任務，特別是在敵對環境或難以進入的地區。無人機能夠迅速到達偏遠地區，可以協助定位和營救被困人員，從而挽救生命。

此外，軍用無人機在人道主義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自然災害發生后，可以部署無人機來評估損失、識別幸存者并向受災地區運送基本物資。它們的多功能性和耐力使它們成為協助救援工作和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的寶貴資產。

未來，軍用無人機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未來具有更大的潛力。人工智能、自主飛行系統和傳感器技術的進步將進一步增強軍用無人機的能力。它們將變得更加高效、機動，并能適應不斷變化的戰場條件。

然而，隨著軍用無人機的使用增加，也帶來了挑戰。對隱私、道德考慮和濫用可能性的擔憂是需要仔細解決的問題。在利用無人機技術的優勢與確保透明度、問責制和遵守國際人道法之間取得平衡至關重要。

總之，目前軍用無人機在戰場上的應用是多種多樣且無價的。從偵察和監視到有針對性的空襲和人道主義行動，這些無人駕駛車輛已經證明了它們的價值。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現代戰爭中軍用無人機技術的未來在重塑軍事戰略和能力方面具有巨大潛力。

無人機技術的進步

現代戰爭中軍用無人機技術的未來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這些無人機（UAV）在世界各地的軍事行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無人機技術的進步，它們在未來的使用可能性是無窮無盡的。

近年來，無人機變得更小、更輕、更復雜。這使得軍隊能夠以各種方式部署它們。從偵察任務到有針對性的打擊，無人機已被證明是戰場上的寶貴資產。他們收集實時情報和進行精確打擊的能力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的方式。

無人機技術的關鍵進步之一是人工智能 （AI） 的發展。配備人工智能的無人機可以自主導航復雜的環境，即時分析數據，并實時做出決策。這種自動化和智能水平為軍事指揮官提供了顯著的戰略優勢。

另一個進步領域是推進系統領域。傳統的無人機依賴于電動機或內燃機，但最近的創新導致了混合動力推進系統的發展。這些系統將電動機的效率與內燃機的遠程能力相結合，使無人機能夠飛行更遠的距離并在空中停留更長的時間。

此外，無人機制造商正在不斷提高這些無人駕駛車輛的有效載荷能力。這意味著無人機現在可以攜帶各種復雜的設備，例如相機、傳感器，甚至武器。這種增加的有效載荷能力為軍事行動開辟了新的可能性，并提高了無人機在戰場上的效能。

然而，隨著這些進步而來的是挑戰。隨著無人機變得越來越先進，制定有效對策的需求也在增加。世界各地的軍隊都在大力投資反無人機技術，以保護其資產免受敵方無人機的攻擊。無人機技術領域正在進行的軍備競賽凸顯了這些無人駕駛車輛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

總之，軍用無人機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前景是光明的。隨著人工智能、推進系統和有效載荷能力的進步，無人機正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通用和有效。雖然有挑戰需要克服，但無人機在戰場上的潛在應用是巨大的。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無人機如何塑造戰爭的未來將是一件令人著迷的事情。

無人機在現代戰爭中的影響

無人機在現代戰爭中的使用對沖突的作戰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無人機徹底改變了軍事戰略和戰術，為世界各地的武裝部隊提供了新的能力和優勢。

無人機通過提供增強的監視和偵察能力改變了戰爭的面貌。憑借它們在高空長時間飛行的能力，它們為指揮官提供了有關敵方陣地和行動的寶貴實時情報。這大大增強了戰場上的態勢感知和決策。

此外，無人機已被證明在精確打擊方面非常有效。它們配備了先進的瞄準系統和制導彈藥，能夠以最小的附帶損害準確擊中目標。這不僅減少了平民傷亡，而且可以更精確地戰略性地瞄準敵方資產。

無人機的使用也帶來了戰爭本身性質的轉變。由于它們能夠在目標區域上空長時間徘徊，它們在天空中創造了持續的存在，阻止了敵對行動并為友軍提供了安全感。此外，無人機已被證明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和多功能性，能夠執行廣泛的任務，如偵察、監視，甚至作戰行動。

然而，除了它們的許多好處外，無人機的使用也引發了道德和法律問題。在戰爭中使用無人駕駛車輛引發了對操作者的責任以及誤用或濫用的可能性的質疑。當無人機在外國領土上被用于定點殺戮時，還存在侵犯其他國家主權的問題。

盡管存在這些擔憂，但很明顯，無人機已成為現代戰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對軍事行動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我們可以期待無人機能力的進一步發展，使它們在未來的沖突中變得更加重要。

總之，無人機在現代戰爭中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它們徹底改變了沖突的作戰方式，提供了增強的監視、精確打擊和多功能能力。然而，它們的使用也帶來了需要解決的道德和法律問題。當我們展望軍用無人機技術的未來時，重要的是要駕馭這些復雜性，同時利用它們提供的優勢。

軍用無人機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未來具有巨大的潛力。隨著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統的進步，無人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和通用。這些無人機 （UAV） 在戰場上具有許多優勢，包括增強的監視、精確打擊能力和降低人的生命風險。集群情報和遠程通信系統等創新技術的整合進一步加強了軍用無人機在未來沖突中的有效性。然而，隨著這些進步而來的是新的挑戰，例如網絡安全漏洞和有關自主決策的道德考慮。隨著軍用無人機技術的發展不斷加速，政策制定者、軍事戰略家和整個社會都必須仔細駕馭這些復雜的問題，以塑造無人機在現代戰爭中成為寶貴工具的未來。總之，軍用無人機技術的未來有望徹底改變現代戰爭，但其成功整合必須伴隨著負責任的決策和道德考慮。

參考來源：springwinter

圖：在太平洋艦隊的 "21 號無人綜合戰斗問題"（Unmanned Integrated Battle Problem 21）中，在 "奧克蘭 "號（LCS-24）附近運行的 ADARO 無人系統，該系統測試了有人和無人能力的整合。 美國海軍

推進、導航和通信技術的創新發展催生了一種新型水面打擊系統：爆炸性無人水面艦艇（E-USV）。這些水面平臺被歸類為 X 級艇（長度小于 7 米），是一種載人、遙控、一次性使用的游蕩彈藥，專門用于攜帶致命有效載荷。E-USV 已成為烏克蘭的重要非對稱武器，其 "海洋寶寶（Sea Baby）"已被證明對高價值船只和基礎設施非常有效。例如，2023 年 8 月 5 日，烏克蘭利用 "海洋寶寶"夜間攻擊，在刻赤海峽擊沉了俄羅斯 "西格 "號油輪。無人機的壓力觸發彈頭在其引擎室附近的船體上撕開了一道 40 英尺長的口子，造成了巨大損失。

海軍陸戰隊瀕海團（MLR）將向世界瀕海地區投射力量。作為一支替補部隊，瀕海戰斗團由小型、機動、致命的瀕海戰斗小組（LCT）組成，旨在 "在有爭議的區域內跨越競爭連續體"。作為 "海上縱深防御的前沿"，它們能發現、固定、瞄準和破壞對手的計劃。E-USV 尤其適合執行 LCT 的兩項主要任務：遠征打擊和反水面作戰。海軍陸戰隊將 E-USV 作為 "今晚作戰 "的即時能力投入實戰是明智之舉。

遠征打擊

無人駕駛飛行器（UAV）是一種低成本的精確武器，可用于打擊靜態或移動目標。裝有彈頭的 "神風無人機"（與投擲或發射炸藥的無人機不同）可在目標附近或目標上引爆。現代戰艦具有內置冗余和損害控制能力，可擊退、防御、抵御多種類型的空中攻擊并從攻擊中恢復。海軍艦艇確實存在遭受游蕩彈藥攻擊的風險，但單架神風特攻隊無人機的威力相對較小，而且針對無人機的防御也在不斷改進。(見《讓每名海軍陸戰隊員都成為無人機殺手》）。

與類似大小的無人機相比，水面游蕩彈藥能攜帶更重的有效載荷，因此對艦艇的威脅更大。此外，它們在交通繁忙的航道和錨地或黑暗中難以被發現。如果引導得當，它們會在螺旋槳、彈藥庫或壓載控制系統附近的水線處引爆，從而增加艦船被水淹沒和遭受災難性破壞的可能性。電子反潛器可從陸地、海上、兩棲平臺或水下平臺謹慎部署，遠離預定目標，以限制操作人員面臨的風險。美國海軍已經探索過在進攻中使用 E-USV 作為無人機系統/無人飛行器的替代品，但直到現在海軍的系統仍主要是試驗性的。

E-USV 的噴水推進系統、衛星通信、光學紅外鏡頭和其他傳感器使其成為既能攻擊海上船只又能攻擊基礎設施的多用途武器。2023 年 7 月，一群 "海洋寶寶 "使用一種被稱為 "有人/無人系統協同作戰"（MUM-T）的戰術，破壞了俄羅斯與克里米亞之間的重要交通線--刻赤大橋。這個例子展示了 E-USV 如何通過遠征打擊來支持海軍實現打擊各種目標的目標，這也是海軍陸戰隊瀕海團 (MLR) 海上封鎖和進攻行動的關鍵任務。

圖：烏克蘭視頻截圖顯示，一艘“海洋寶寶”無人潛艇正在接近一艘俄羅斯軍艦。UDF

美軍 59 特遣部隊等新編隊試圖為海上無人機的使用學習注入活力，將海軍 ADARO USV 等現有技術轉化為爆炸裝置。

E-USV 和瀕海戰斗隊

瀕海戰斗團和戰斗隊需要在對手武器交戰區內孤立的遠征先進基地（EAB）內作戰。作戰和環境的雙重挑戰清楚地表明，需要能加強指揮和控制并提供情報的低特征、可持續和多用途的移動打擊平臺。

目前的精確火力系統，如 M142 高機動性火炮火箭系統（HIMARS）和海軍攻擊導彈（NSM），一旦解除掩蔽進行射擊，就很容易成為目標。這就需要快速 "開槍射擊 "以求生存。而且它們在資金、生產時間和復雜性方面的成本都很高。而 E-USV 則價格低廉、可隱蔽、可更換。

X 級 E-USV 的秘密特性將使 LCT 在所有作戰功能上都具有戰術優勢，同時給對手的決策計算帶來壓力。最重要的是，E-USV 將成為火力平臺，增加了多系統有效載荷的能力，可以收集和傳輸來自傳感器和光學儀器的信息。根據配置的不同，每種潛艇都能為戰術共同行動圖提供實時視覺反饋和跟蹤數據，為情報循環提供投入。這將增強指揮官的意識和整體指揮與控制能力。

體積和占地面積小于 HIMARS 或 NSM 發射器的 E-USV 可以從隱蔽的停放區進行遠程部署，從而降低操作人員被發現的風險。操作人員與 E-USV 之間的衛星通信也可降低攻擊任務導致 LCT 被固定和鎖定的可能性，至少在 LCT 與攻擊的相對位置以及衛星信號的擁塞和加密情況良好時是如此。

E-USV 將為 LCT 提供額外的戰斗力，通過改變距離和接近角度、采用 MUM-T 蜂群戰術以及在動能伏擊中結合水面和機載火力，為出其不意和壓倒敵人提供充足的機會。魚雷、精確制導炸彈和其他常規彈藥會在信息領域造成風險，因為它們可能產生災難性的附帶影響。然而，有人環 E-USV 可以降低這種負面影響的可能性。

當遠程 E-USV 操作員可以繞過障礙物和旁觀者時，在繁忙的錨地或擁擠的水道中尋求保護的對手就不會安全；在確保接近目標時可以通過之前，可以暫緩引爆；以及投擲有重點、有方向的有效載荷。

鑒于 X 級子類別的 E-USV 與 "北極星 "MRZR 的大小相似，它們很容易上艦并在戰場上移動。原則上，它們與 LCT 的聯合輕型戰術車和 MRZR 拖車配置兼容。因此，在特定行動中可以裝載、運輸、部署、隱藏和使用多種設備。與造價數百萬美元的 NSM 和 HIMARS 系統不同，E-USV 的生產相對簡單，材料豐富，預計單元價格約為 250,000 美元。E-USV 可在操作員層面進行維護，不會對工業基礎造成壓力，不會使供應鏈陷入瓶頸，也不會削弱財政準備狀態。

海軍陸戰隊已開始認識到 USV 的價值。2023 年 5 月，海軍陸戰隊推出了 "金屬鯊 "遠程無人水面艦艇（LRUSV），這是一種基于 "金屬鯊 "40 型 "衛士 "巡邏艇的自主艇。LRUSV 的航程約為 1000 公里，可以發射無人機和巡航彈藥，在廣闊的區域內進行情報、監視和偵察。LRUSV 的生產和創新將使海軍陸戰隊在未來數年內受益，但卻無助于當前的戰斗。

總之，X 級 E-USV 將極大地增強 LCT 在所有作戰功能方面的直接作戰能力。它們與 LCT 在有爭議環境中的運輸、態勢、維持和使用的有機能力相兼容。海軍陸戰隊戰斗發展司令部和海軍陸戰隊系統司令部應開始進行近期投資，以便在整個部隊快速部署和使用 E-USV 。

參考來源：美國海軍

作者：Bruce Stubbs

1 關鍵術語

本文使用了五個關鍵術語。前兩個術語，即兵力設計和兵力發展，是美國海軍的精確術語，不能互換。

兵力設計是指創新和確定未來海軍艦艇、飛機和武器系統，以及二十年及二十年后的作戰概念。兵力發展是對海軍現役艦艇、飛機和武器系統的調整和現代化，以及在兩到七年時間框架內的作戰概念。這兩個海軍官方術語之間的區別似乎很玄妙：兵力設計是關于未來兵力的，而兵力發展則是關于當前兵力的。然而，兩者都是根據對美國安全需求的評估來滿足海軍的要求，然后在財政限制范圍內選擇海軍能力（以及作戰概念）來滿足這些要求。

以下術語對讀者理解也很重要。

• 兵力規劃是比較常見的術語，用來代替兵力設計和兵力發展，在國會、國防媒體、學術界和工業界都有使用。雖然兵力規劃不是海軍的正式術語，但本文使用該術語來涵蓋兵力發展和兵力設計。
• 國會使用的兵力結構是指海軍能夠組建和維持的作戰部隊的數量和類型，也代表海軍的作戰能力。
• 預算是一種非正式的簡稱，用于概括國防部規劃、計劃、預算和執行（PPBE）系統中的所有海軍活動，尤其是計劃活動。

2 海軍的戰略發展和兵力規劃方法

美國海軍 2023 年的戰略發展和兵力規劃方法行不通。戰略發展處于生命維持階段，兵力規劃采用的是漸進式方法，即購買海軍幾十年來一直依賴的相同平臺的略好和更昂貴的版本。實際上，這種方法是在不考慮海軍總體戰略和兵力計劃的情況下，一次只生產一個級別的艦艇，從而形成一個綜合、協調、同步的 "海軍戰斗機器"。此外，這種方法在太長的采購時間內交付了一支負擔不起的艦隊。開發新能力的建議被視為對現役平臺和項目的威脅，從而阻礙了創新。

圖：海軍 F/A-18E 超級大黃蜂戰斗機準備從 "哈里-杜魯門 "號上發射，以支持 "三叉戟接點 18 "演習。圖片來源：美國海軍，海軍三等士官 Adelola Tinubu。

國會、防務媒體、防務分析師、國防部以及獨立的美國政府機構都認為美國海軍的戰略制定和兵力規劃有問題。最值得注意的是，國會表達了不滿。

2017年12月，美國國會根據海軍2016年兵力結構評估（FSA），規定海軍必須擁有355艘兵力艦艇，2020年2月，眾議員喬-考特尼（Joe Courtney）向時任國防部長馬克-T. 埃斯佩爾抱怨說："缺乏造艦計劃，[唐納德]特朗普政府沒有提出建造 355 艘艦艇的海軍戰略"。2021 年 12 月，美國國會授權海軍提交《兵力艦艇評估與需求報告》，介紹其近期、中期和遠期的兵力結構計劃，以滿足作戰指揮官在國防部批準的情況下提出的要求。然而，國會對海軍 2023 財年（FY2023）的三十年造艦計劃反應冷淡，盡管這是海軍三年多來首次向國會提交此類報告。這導致國會授權在 2022 年 12 月成立一個獨立的海軍未來全國委員會，以確定到 2025 年中期海軍艦隊的規模和兵力組合。

這一系列事件--特別是史無前例地指示海軍提交《戰艦評估與需求報告》、成立獨立的海軍未來全國委員會、將制定兩棲作戰艦艇需求的責任全部交給海軍陸戰隊司令--表明了國會對海軍兵力規劃的不滿。此外，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D）和海軍領導人無法始終如一地說明海軍需要多少艦艇來滿足其需求，這可能是國會決定立法規定這些前所未有的任務的一個驅動因素。在 2022 年的前七個月中，國防部領導人為海軍的目標規模提出了五個不同的目標--316、327、367、373 和 500。此外，在 2023 財年和 2024 財年的三十年造艦計劃中使用了三個選項，而不是一個單一的預測，這妨礙了國會對喬-拜登政府關于海軍未來規模和組成的目標的理解，以及對海軍提出的 2024 財年造艦預算、五年造艦計劃和三十年造艦計劃的評估。此外，為了遵循向文職領導層提供最佳軍事建議的口號，海軍必須對完成工作所需的資源有一個首選方案，最重要的是，必須評估如果得不到所需的資源，美國將面臨的風險（見表 2）。

正如斯科特-莫布里博士在 2022 年 11 月的論文集中所指出的，海軍在很大程度上將重點放在計劃和預算上，以制定戰略手段，而 "貶低了使這些手段合理化和正當化的戰略基礎"。

海軍兵力規劃采用的是一種零敲碎打的方法--"購買[海軍]幾十年來一直依賴的同[類型]平臺的[更少但]更好[更昂貴]的版本"--這種方法在太長的采購時間內交付了一支難以負擔的艦隊。海軍的兵力規劃幾乎總是在資源受限的環境下進行的，采用的是一種零和方法，在這種環境下，新能力的建議往往被視為對現役平臺的威脅，從而阻礙了創新。歸根結底，海軍的新平臺、武器和系統與艦隊中已有的平臺、武器和系統非常相似。

海軍作戰部長辦公室（OPNAV）的大部分平臺和能力參謀人員都只關注單一平臺或能力。沒有人將所有平臺和能力視為一個綜合的整體。沒有任何一個參謀實體能確保所有這些單獨的平臺和能力參謀人員都能通過精心制定的全面戰略和作戰概念進行整合，以實現所需的戰略-兵力匹配。

海軍無法建立一個持久的 OPNAV 組織結構，以確保其戰略依次驅動兵力規劃和預算。OPNAV 無法在其關鍵流程中始終 "以戰略意圖 "開展業務。由于 OPNAV 是在國防部規定的未來五年防務計劃范圍內運作，并且以預算為中心，因此 OPNAV 往往集中式大量以流程為中心的產品，再加上層出不窮的短期緊急項目，其戰略指導經常被香腸制作所取代，甚至丟失。

海軍作戰司令部一直未能解決海軍戰略與其中長期預測之間的銜接問題，以及海軍預算與其短期時間表和巨大財政壓力之間的銜接問題。自 20 世紀 80 年代初以來，OPNAV 進行了無數次改組，這些都強調了這一點。正如海軍分析中心 2010 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所強調的： "歷任海軍司令官都試圖使[OPNAV]對他們的需求作出反應--其中最主要的需求通常是建立一個平衡、綜合的計劃和預算"。"他們都失敗了，結果，海軍繼續以漸進的方式滿足兵力需求，這挫傷了創新，驚擾了國會，交付的平臺數量更少、成本更高，而且幾乎總是更大。各種非乘員水面艦艇和飛機可能會打破 "越大越好 "的模式，但它們的出現速度太慢。

3 問題根源

造成海軍戰略制定和兵力規劃方法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3.1 不同海軍作戰首長的傾向性妨礙了戰略一致性

有效的兵力規劃受到海軍作戰司令（CNO）之間戰略一致性不足的影響。歷史記錄表明，這些軍種的首長似乎認為他們必須與前任首長有所區別，擁有自己獨特、獨立的戰略--或者說是典型的戰略性、愿望性計劃，而不是具有目的、方式和手段的戰略。正如彼得-海恩斯博士在他的《邁向新的海洋戰略》一書中所解釋的那樣： 華盛頓的政治氣候要求不斷變化，只有新的想法才能確保得到聆聽，在這樣的環境下，戰略聲明是有保質期的。海軍領導人必須更換或更新他們的想法，否則就有可能被認為對國內政治或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反應太慢。

可以肯定的是，海軍高層領導都會同意，無論誰擔任海軍司令，海軍都有持久的體制目標，一致性對戰略制定和兵力規劃的好處是巨大的。這樣做的好處包括：在主要平臺和武器系統的實戰化過程中確保戰略方向的連續性；不需要新上任的海軍司令官從零開始制定 "新的 "海軍戰略方向；根據四星級更新時達成的組織協議，在海軍的前進道路上齊心協力；在戰略溝通方面保持海軍信息的一致性；減少錯誤的開始和無益的努力（見表 1）。

海軍需要每一位海軍司令官在以往工作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使海軍能夠長期受益于持續的統一行動。海軍還需要一個連貫的規劃流程，而不是一個全新的版本來配合新任海軍司令官的新戰略。目前的挑戰是如何在持續十年或更長時間的規劃和采購過程中保持共識，而這一過程又是由一名任期通常為四年的海軍司令官發起的。

3.2 海軍作戰部的預算流程主導戰略和兵力規劃

海軍作戰部仍將重點放在預算上，將預算作為其總體和決定性過程，認為戰略可以在預算過程中產生。這種狹隘的關注點限制了應對重大挑戰和機遇的長期戰略和計劃的制定。預算過程的需求與戰略制定過程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差異。

在 2021 年的一次訪談中，能力與資源整合局（OPNAV N8）前副局長 Irv Blickstein 解釋了預算流程占主導地位的原因。首先，不可能完全按照戰略、需求和預算的線性順序進行。如果一項戰略無法負擔，那么就必須對能力進行權衡。預算人員知道，僅僅對戰略發表意見是無法獲得資金的。相反，海軍需要通過分析來證明其計劃的有效性及其論點的正確性。20 世紀 80 年代初，布里克斯坦作為 OPNAV 的副程序設計員，曾指出: 我與 OP-06（計劃、政策與行動局）的任何人都沒有關系。你會想，你在編制[預算]，而他們負責《海上戰略》，難道你們不應該一直保持聯系嗎？答案是肯定的，但《海事戰略》對我們的計劃工作有影響嗎？確實沒有......從歷史上看，戰略家和程序員之間沒有任何關系，但我認為有這種關系是件好事。

2015 年 6 月，海軍研究生院發布了一份關于戰略在海軍預算流程中的推動作用的報告。報告的主要結論指出，"海軍未能確保戰略和政策優先事項推動[預算]的制定和執行"。具體而言，在海軍作戰司令部內部，預算流程 "使戰略黯然失色"，"被戰略所取代，并經常等同于戰略"。報告指出，能力與資源整合局（OPNAV 的首席財務官）"在戰略的制定和執行方面掌握著大部分的局內權力"，而業務、計劃和戰略局（OPNAV N3/N5）及其戰略人員 "在戰略制定和執行方面沒有發揮有意義的作用"。約翰-理查森上將在擔任 CNO（2015-2019 年）期間曾試圖改變這種態度。他的努力沒有成功。

目前，預算流程、戰略制定和長期規劃流程之間存在嚴重的一致性問題。預算流程以五年期為重點，強調定量分析的應用，這對近期資源決策非常有效。然而，由于其年度周期沒有明確的起點或終點，預算流程主導了海軍作戰司令部的所有規劃活動，"往往只是鼓勵繼續執行已在實施的計劃"，而不鼓勵 "開發新的替代方案"。海軍需要避免默認以預算執行來制定戰略。所有的戰略都是由可用資源決定的，但預算應該為戰略服務，而不是相反。

目前，管理海軍兵力規劃生態系統的責任分散在整個海軍作戰司令部。作戰發展局（OPNAV N7）負責兵力設計。能力與資源整合局（OPNAV N8）負責支持兵力設計與發展的量化手段，作戰需求與能力局（OPNAV N9）負責兵力發展與兵力設計。海軍司令部的指揮官行動小組為兵力設計和兵力發展提供職權范圍--戰略指導。海戰發展中心提出作戰概念，如當前的 "分布式海上作戰"（見圖 1）。

這些職責都必須履行，但卻缺乏協調。沒有一個部門將這些兵力規劃工作與正在進行的新型艦艇、飛機和武器的生產工作結合起來，以形成一個統一的海軍戰斗機器。因此，有關新兵力生產和現役兵力現代化的決策直接影響到有關確定未來平臺和能力的決策，反之亦然。兵力發展、兵力設計以及新平臺和能力的生產之間的這種相互關系，要求將其調整、整合和同步為一個全面的過程，而不是單個的平臺和能力，同時對未來的安全環境和共同的作戰概念有一個共同的理解，以便在特定的時間段內威懾和擊敗未來的對手。

此外，這種兵力規劃責任的分散也會帶來有害后果。2022 年 2 月，海軍作戰司令部主辦了一次名為 "兵力設計沖刺 "的研討會，以評估海軍的兵力設計態勢。研討會結束時，N7的一位高級領導告訴筆者，研討會確定，"OPNAV的每個人都負責[兵力設計]，但沒有人負責"。對于一個軍種來說，宣布 OPNAV 沒有人真正負責兵力設計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因為兵力設計的重點是未來的艦艇、飛機和武器系統，以及 20 多年時間跨度的作戰概念。

3.3 戰略指導不足誤導兵力規劃

海軍缺乏充分和連貫的指導，以確保戰略影響其預算和作戰概念。海軍沒有分類戰略，無法明確表達其目的、方式和手段。它沒有對當前和未來安全環境進行成文的評估，以提供對這些環境的基線認識，并為有效的概念驅動、以威脅為依據的能力發展創造條件。另一份缺失的文件是 2040 年代的作戰概念。其結果是，在 2023 年，N9 的專業人員正在規劃下一代平臺，卻沒有一套共同的頂點戰略指導。(見圖 1a）。

3.4 海軍平臺群扭曲了兵力規劃

海軍三大平臺群（水面艦艇群、航空兵群和潛艇群）的自相殘殺嚴重破壞了海軍的整體平衡。理論上，這些平臺群本應超越各自的平臺主張和戰爭關切，但卻很容易受到來自其他平臺群的壓力和競爭。每個作戰群都編制一份非機密的戰略指導文件，卻很少考慮其他作戰群如何互動與合作，以形成一個統一的海軍戰斗機器。

4 問題定義

針對這一批評意見，海軍司令部海軍上將邁克爾-吉爾代（Michael Gilday）將兵力設計職責重新分配給 N7，并按照海軍司令部 2022 年航行計劃的要求，將工作重點放在 2045 年。然而，海軍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確定了 2045 年的兵力設計，而且，海軍正在全速推進其實施。2045 年距今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完全在新型艦艇、飛機和武器系統的服役期內。海軍司令吉爾代已經批準了海軍下一代平臺和能力的未來發展方向，N9制定的優先采購順序是下一代飛機第一，下一代驅逐艦第二，下一代攻擊潛艇第三。這一優先順序似乎鞏固了航空母艦作為海軍作戰重心的地位，而不是從各種空中、水面和水下平臺發射精確武器的地位。

圖：尼米茲級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準備在阿拉伯灣執行飛行任務。圖片來源：美國海軍/二級大眾傳播專家亞歷克斯-金（Alex King）。

海軍戰略制定和兵力規劃面臨的長期問題比將兵力設計責任重新分配給 N7 更大。海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開展和組織戰略發展與兵力規劃的整體工作，而不是將其作為不同的流程。根據本文對海軍戰略發展和兵力規劃態勢的評估，海軍面臨著三部分問題。

• 第一部分： 海軍如何 "根據安全環境和資源限制，在現在和未來建立一支規模適當、組成合理（兵力組合）的兵力結構，以實現國家的安全目標"，并避免戰略與兵力不匹配？
• 第二部分：海軍如何確保其戰略基于對當前和未來安全環境的成文評估，以及相關的作戰概念，在預算過程中驅動兵力規劃決策，而不是默認做出這些決策？
• 第三部分：海軍如何確保其兵力規劃活動包括修訂現有作戰概念和發展新概念，以充分整合所有平臺，打造單一、致命的海軍戰斗機器？

5 影響問題解決方案的關鍵問題

幾個關鍵問題對提出改進海軍戰略制定和兵力規劃的建議產生了重大影響。

組織海軍作戰司令部進行有效的戰略制定

鑒于制定、維護、更新和迭代頂點戰略指導的持久性，專門的戰略人員（包括負責長期規劃的人員）必須具有連續性和長期性。由于戰略指導對海軍的未來至關重要，因此戰略指導的制定過程不能時好時壞。關鍵在于海軍司令部要選擇其主任，并對其工作人員充滿信心。一旦戰略參謀部成立并開始運作，海軍就需要將其保留下來。如果海軍司令官對戰略參謀部的工作不滿意，當然可以讓自己挑選的人員來主持工作，但戰略參謀部本身需要保留自己的角色，而不是被推到一邊，由一個新的、自己喜歡的參謀團隊取而代之。

避免使用聯合組織進行兵力規劃

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正在使用一種聯合組織結構，這對開展兵力規劃是有問題的。這種組織結構試圖同時實現職責分散和工作統一。據稱，它將不同的職責和獨特的相關流程統一到一個中央實體之下，但這些職責仍由不同的獨立實體控制。它是一種抱負，依靠善意來完成使命，而不是等級森嚴的結構，有權做出艱難的決定，也不注重達成共識。鑒于成功的兵力規劃對海軍的重要性，應遵循的組織模式是一個直接向海軍司令部報告的專門實體，如海軍戰略系統計劃和海軍核推進，它們分別負責海上發射的核威懾能力和海軍的核推進。海軍需要借鑒這兩個組織的成功經驗，建立一個專門的單一實體，負責與兵力規劃有關的所有事務。海軍司令部的兵力規劃職責范圍如此之廣、如此之復雜、如此之關鍵，以至于海軍不能將其分解到海軍作戰司令部的所有人員或采用聯合結構。海軍需要建立一個直接向海軍司令部報告的專門實體。

由 CNO 直接監督兵力規劃和戰略

只有海軍司令和海軍作戰副司令（VCNO）及其辦公室有權確保 OPNAV 保持戰略重點。只有他們才能使參謀人員集中精力，將海軍的戰略方向放在前沿和中心位置，以推動兵力規劃和預算。作為海軍作戰部副部長領導七大職能部門的海軍中將們不可能單獨做到這一點；他們要滿足預算流程的緊迫需求，還要應付日常事務的壓力，這對他們的挑戰已經夠大了。

了解防務分析的局限性，為兵力規劃提供支持

可量化的國防分析通過了解平臺和武器系統之間的權衡，為兵力規劃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在近期和中期。國防分析--作戰研究、戰役分析和系統分析--與兵力規劃的相關性受到限制，因為它的遠期重點是未來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國防分析方法需要數據的確定性，然后才能產生可靠的確定性答案。海軍目前的兵力結構評估方法使用了這些可量化的國防分析工具，很難產生有用的長期數據。其過程需要建模數據，而這些數據在二十年后根本無法獲得--因此，需要大量的風險分析、戰爭游戲、紅隊和替代未來工作。

納入凈評估能力，支持兵力規劃

兵力規劃需要對海軍能力的發展趨勢、關鍵競爭、風險、機遇和未來前景進行長期比較評估。凈評估利用定性和定量因素，對不同的未來情景進行紅藍互動比較。海軍無法準確預測未來。但是，凈評估可以為海軍提供所需的各種能力。海軍需要這種能力，因為它對戰役分析、系統分析和作戰研究的依賴嚴重失衡。海軍需要在對未來安全環境進行評估的基礎上進行兵力規劃，然后利用戰略戰爭游戲、模擬、專家小組報告和凈評估等工具來構建戰略和作戰概念，并得出所需的能力。一旦完成這些工作，可量化的工具就能細化能力的類型和數量。

明確 N7 和 N9 在兵力規劃方面的作用

兵力規劃包括兵力設計（即未來艦隊）和兵力發展（即當前艦隊）。2022 年 7 月，CNO Gilday 將 N9 的兵力設計職責重新分配給 N7。實際上，N9 在確定 2040 年代作戰使用的下一代平臺時，可能將繼續履行兵力設計職責。考慮到 N9 為規劃 2040 年代海軍而開展的所有已獲批準和資助的兵力設計活動，N7 的兵力規劃職責遠未明確。

讓海軍部長參與兵力規劃

海軍部長卡洛斯-德爾托羅對海軍兵力規劃表示謹慎和不安，他希望用現實的方法來了解下一代驅逐艦、攻擊型潛艇和載員/非載員飛機的總成本和影響。他希望在生產之前對這些平臺的新技術進行測試。鑒于海軍在規劃和交付水面艦艇方面的記錄參差不齊，再加上為大規模更新提供資金的承受能力問題，他的謹慎是有道理的。

為兵力規劃評估新技術和新概念

海軍正在用更新的后續版本替換現役平臺，但無乘員平臺除外。這一點意義重大，因為強烈的平臺依附性可能會阻礙海軍接受新技術和作戰概念。更重要的是，這種可能的態度可能會妨礙海軍了解海上戰爭不斷變化的特點。例如，由于技術的融合，到 2045 年，空中和水面領域可能會變得非常透明，以至于在 "發現者 "和 "隱藏者 "之間的競爭中，發現者很可能占據主導地位。如果這種情況屬實，水面艦艇甚至飛機將越來越容易受到敵方的持續跟蹤、瞄準和遠程攻擊，從而終止--或至少嚴重限制--其作為常規海軍力量投送主要手段的作用。這樣的結果會對 2045 年海軍艦隊的設計產生巨大影響。

圖：2022 年國際海上演習/Cutlass Express（IMX）期間，一艘快速反應驅逐艦在亞喀巴灣航行，靠近一艘美國帆船無人探索器。圖片來源：美國陸軍/中士 DeAndre Dawkins

溝通海軍兵力結構需求

鑒于 2022 年 12 月海軍未來國家委員會的成立，以及 2021 年 12 月戰艦評估與需求報告的新報告要求，海軍的戰略溝通能力似乎在反駁對其兵力規劃工作的批評方面收效甚微。海軍的戰略溝通需要調整。

6 建議

這些建議的總體意圖是將海軍作戰司令部的戰略、分析和預算流程聯系起來。這是一項挑戰，因為預算人員、分析人員、規劃人員和戰略人員之間的工作差異很大。編制預算是一項漸進的工作，"涉及大量的分析和談判，年復一年，反反復復"，需要 "正統的官僚勞動"。相反，制定戰略或作戰概念則需要 "非正統的思維跳躍--從演習、戰爭游戲、技術、情報和事件中得出非同尋常的推論"。

從歷史上看，除少數明顯例外情況外，海軍作戰司令部一直未能將這兩類人員有效地聯系起來。因此，為消除這一差距，建議將兵力規劃職能合并，由 CNO 和 VCNO 直接進行戰略監督，以確保這兩個小組之間的聯系得以保持。實際上，兵力規劃成為 OPNAV 的重心，預算編制則是其輔助工作。

這些建議背后的邏輯是簡單明了的。這些建議受一個總體目標的支配，即確保海軍的戰略和政策優先事項驅動其兵力規劃和預算，而不是相反。海軍需要建設兵力和能力，以實施 CNO 建議的戰略。兵力規劃始于該戰略，但兵力規劃人員并不制定該戰略；該戰略的源頭屬于海軍司令部的個人領域，借鑒了《國防戰略》等更高層次的指導。兵力規劃人員利用海軍司令部的戰略，確定所需的海軍任務，以及當前和未來安全環境中必須克服的問題和障礙，如地理位置和對手的能力。這一活動反過來又推動作戰概念的發展，從而發現所需的海軍兵力和能力及其相關屬性（即作戰需求）。最后，兵力規劃計算出實現戰略所需的兵力和能力的數量和組合。以下建議使這一邏輯成為現實。

擬成立的海軍戰略小組和兵力規劃局撰寫的 11 份主要文件不會像 "十大指揮官 "那樣刻在石頭上，一成不變。歸根結底，它們將是海軍司令部的文件。最重要的是，它們將通過海軍四星級領導層的積極參與來制定，以確定該軍種在繼續保持其相關性和對國家安全的貢獻方面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并設計出克服這些挑戰的一致方法，由海軍高級領導層予以敲定和支持。這項工作的目的是確定海軍將如何在連續五年的預算規劃過程中取得進展，其高級領導人將分享并同意一種共同的方法。這一切都是為了將兵力規劃流程制度化，使其從最初的立項、采購到最初的作戰使用，在相對較短任期的高級領導人的管理下，能夠持續數十年。

顯然，隨著威脅、預算、技術和更高層次政策的變化，海軍司令部將每年更新這些文件，就像海軍在 20 世紀 30 年代對《橙色戰爭計劃》進行了至少 19 次重大修訂，以及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對《海上戰略》進行了多次修訂一樣。現任四星級海軍將領和選定的三星級海軍將領充分參與這一過程至關重要，因為毫無疑問，這些海軍將領中的一位將成為下一任或以后的海軍司令。如果沒有他們的參與，隨著海軍司令官的更迭，錯誤的開始和徹底改變航向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

6.1 第一項建議： 設立新的海軍部長助理

海軍部長應設立負責戰略、概念和能力的海軍部長助理（ASN/SC&C），以協助海軍軍警部門（見圖 2）。這一職位的設立將在無需另設管理層的情況下提供協助。相反，它將為海軍部長提供以下手段，從而帶來巨大的、有影響的好處，確保：

• 使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資源、活動和能力與《國防戰略》和《國家軍事戰略》的戰略軍事目標和兵力規劃目標保持一致；
• 通過整合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在軍種首長一級的工作，以及海軍作戰發展中心和海軍陸戰隊作戰實驗室之間在發展層面的工作，實現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兵力規劃的同步；
• 為負責研究、開發和采購的海軍部長助理（ASN/RDA）設立一個以戰略為重點的對口部門，并與負責戰略、計劃和能力的國防部部長助理（ASD/SPC）建立重要的聯系；
• 相對于海軍部、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三個獨立戰略，制定單一的海軍部戰略；
• 改革海軍兵力規劃活動，重振海軍戰略專長，在秘書處和海軍作戰司令部倡導以戰略為中心的文化；以及
• 解決長期困擾海軍戰略制定和兵力規劃的問題。

最后的好處影響巨大，需要詳細說明。海軍戰略發展和兵力規劃所面臨的問題數量之多，似乎幾乎是永無止境的，引起了國會的極大關注，并凸顯了對秘書處和 OPNAV 高度整合的迫切需要。海軍自身一直無法解決、糾正或減輕這些問題和挑戰。下面舉例說明這些問題和困難，以證明新助理部長的必要性。

提高平臺的可負擔性

2021 年 6 月，時任代理海軍部長托馬斯-哈克簽署了一份備忘錄，涉及海軍在 2023 財年規劃周期中的資金優先事項，以配合國防部長辦公室的財政指導。

• 海軍無力同時開發下一代空中、水面和水下平臺，必須對這[三個]項目進行優先排序，平衡開發下一代能力與維持現有能力的成本。作為預算[2023 年計劃目標備忘錄]的一部分，海軍應優先考慮[這三種]能力中的一種，并在對作戰、財務和技術風險進行評估后重新安排其他兩種能力的階段。

然而，直到 2023 年 1 月，海軍才明確承認無法同時負擔所有三大采購計劃，海軍宣布采購順序首先是下一代空中主導系統（NGADS），然后是下一代導彈驅逐艦計劃（DDG(X)），最后是下一代攻擊潛艇計劃（SSN(X)）。

圖：太平洋（2011 年 1 月 4 日）"阿利-伯克 "級導彈驅逐艦 "斯托克代爾 "號（DDG 106）在海上加油時與 "卡爾-文森 "號航空母艦（CVN 70）并肩而行。像 "阿利-伯克 "號這樣的平臺可以在混合戰斗群中提供與航母相同的支持，而且運行成本要低得多。圖片來源：美國海軍/三等大眾傳播專家特拉維斯-門多薩（Travis K. Mendoza）。

海軍平臺越來越大、越來越貴

強烈的平臺依附性可能會阻礙海軍接受新技術和新概念，進而用更新的后續版本取代現役平臺。海軍兵力規劃采用的是漸進式方法--"購買[海軍]幾十年來一直依賴的同[類型]平臺的[較少但]更好[和更昂貴]的版本"--這種方法在太長的采購時間內提供了一支負擔不起的艦隊。

圖：圣安東尼奧級兩棲運輸船塢艦 "安克雷奇 "號（LPD 23）、瀕海戰斗艦 "科羅納多 "號（LCS 4）、聯合高速艦 "米利諾克 "號（JHSV 3）和軍事海運司令部移動登陸平臺 "蒙福德點 "號（MLP 1）在南加州沿海編隊過境，這是 2014 年環太平洋演習的一部分。到 2020 年代，這些平臺中的一些已經顯露出昂貴的年齡。圖片來源：美國海軍/首席大眾傳播專家馬克-C-舒爾茨（Mark C. Schultz）。

新能力提案可能被視為對現役平臺的威脅，從而阻礙創新。很多時候，海軍的新平臺、武器和系統與艦隊中已有的平臺、武器和系統非常相似。DDG（X）是 "阿利-伯克"（DDG-51）級宙斯盾驅逐艦的大型水面作戰艦艇替代艦，目前海軍仍在進行采購。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2022 年 11 月關于海軍 2023 財年三十年造艦計劃的報告指出，"海軍已經表示，[DDG（X）]的初步設計規定排水量為 13500 噸"，比排水量為 9700 噸的 Flight III DDG-51 設計排水量大 39%。有媒體報道稱，實際排水量可能接近 1.5 萬噸，這將使其與二戰重型巡洋艦相當。

技術發展正在改變戰爭的特征

常規海軍力量投送的主要手段正在發生變化，這對 2045 年海軍艦隊的設計產生了巨大影響。美國戰略家安德魯-F-克雷皮內維奇（Andrew F. Krepinevich, Jr.）認為，從 "精確戰爭體制 "到基于 "新軍事革命 "的新興體制，正在發生顛覆性的轉變，"新軍事革命 "融合了 "人工智能、增材制造、合成生物學和量子計算，以及軍事驅動技術，包括定向能和高超音速武器"。克雷皮內維奇告誡說，美國軍方往往本末倒置，在新技術基礎上部署能力，卻不解決技術革命成熟后 "這些新能力如何保持其有效性 "的問題，海軍下一代巡洋艦就是如此。遺憾的是，截至 2023 年 5 月，美國海軍還沒有這樣的戰略規劃文件。

無效的戰略溝通

海軍糟糕的戰略溝通做法體現在其年度非機密的三十年造艦計劃上。該計劃實現了其目的，但它甚至沒有一個嚴謹、非機密的分析理由摘要，來說明需要一支規模更大、更具殺傷力的海軍的理由。這樣，政治領導層就能理解海軍的防務作用，并支持其對國家資源的要求。這是向海軍最重要的受眾之一戰略性地傳達海軍資源訴求的一次錯失良機。海軍不知道如何始終如一地宣傳其兵力需求。海軍戰略溝通的最佳方式是使用平臺。目前，海軍正在使用平臺屬性--如 "確保交付"，這讓人聯想到多米諾披薩或亞馬遜快遞服務--來向國會和美國人民傳達其需求。飛機和艦船類型并不抽象；它們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人們聽到它們的名字就能很容易地想象出來--潛艇、驅逐艦、航空母艦和噴氣式戰斗機等等。

注重戰略的海軍文化

戰略并不是海軍的制度性價值觀；海軍最看重的是作戰和技術官僚的專業知識。事實上，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就能說明這種態度。與其他五個軍種不同的是，海軍并不正式選派人員到戰爭學院學習；實際上，只要有空閑時間，海軍就會指派給他們。海軍主要通過計劃和預算來制定戰略手段，而 "貶低使這些手段合理化和正當化的戰略基礎"。令人遺憾的是，海軍已成為 "一個技術官僚機構--一個以技術為中心的官僚機構"，CNO 和 OPNAV 的工作人員充當著 "海軍的首席程序員和預算員，激勵著一種職業制度，獎勵那些掌握了這些角色所需的技術技能的軍官"，但卻沒有激勵戰略家的職業道路。

1984 年，美國海軍學院論文集的一篇文章很有先見之明地概括了海軍的非戰略文化： "一名軍官所能獲得的最好的個人榮譽就是'他是一名出色的操作員'"。然而，這篇文章指出了這些 "優秀的操作員 "的一個主要缺點：他們 "很難理解甚至識別長期問題"，"他們堅信只有短期問題才是真實的，持續解決每個問題都會消除或無限期地推遲遠期問題"。由于這種態度，海軍無法確定一個持久的 OPNAV 組織結構，以確保其戰略依次驅動兵力規劃和預算。單靠海軍自身的力量，海軍無法長期維持其戰略事業。當前缺乏頂層戰略和兵力規劃指導，這一點更加突出了這一評估。海軍沒有：

• 機密版的 "2020 年海上優勢 "和 "2022 年航行計劃 "合訂本，以便清晰明確地表達海軍的目標、方式和手段，以及戰略假設、風險、能力、概念和威脅等主題；
• 對當前和未來的安全環境進行保密評估，以提供對作戰環境的基線了解，為有效的概念驅動、以威脅為依據的能力發展創造條件；
• 20 世紀 40 年代的保密作戰概念；
• 戰略層面的機密紅藍網評估；
• 機密的紅藍戰爭描述；以及
• 一份機密的海軍長期計劃。

海軍平臺群之間的競爭

海軍三大平臺群（水面群、航空群和潛艇群）之間的自相殘殺會使海軍整體嚴重失衡。例如，航空艦隊注重空中打擊；潛艇艦隊注重水面下打擊；水面艦隊注重水面打擊；兩棲艦隊注重海灘打擊。與此同時，不清楚是否有人在問兩個基本問題： "我們要做什么？我們怎樣才能以比現在更有效的方式完成這項任務？部落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對人力和資金的爭奪，從而導致在戰略和資源分配上出現分歧。在他們之間達成共識一直都很困難，而且仍然是軍種負責人的基本職責。

作為前國防部長，馬克埃斯佩爾拒絕接受海軍的兵力計劃。

這些計劃似乎是海軍內部各部門（水面艦艇、水下艦艇、航空艦艇等）之間討價還價的產物，目的是保持各自在海軍預算中所占的份額基本不變。內部人士向我證實了這一點。- Mark T. 埃斯佩爾

埃斯佩爾希望有更多的攻擊型潛艇和輕型航空母艦（裝有 F-35B 飛機的大甲板兩棲艦），以便有更多的作戰選擇和經濟承受能力。他不希望自己的計劃受制于過去的作戰結構。由于海戰部落無法滿足他的要求，他在 2020 年春季指示國防部副部長戴維-諾奎斯特領導一項新的兵力結構評估研究，以保持海軍的主導地位。

圖：2023年1月28日，美國海軍一架MH-60海鷹準備在黃蜂級兩棲攻擊艦巴丹號（LHD 5）上著陸，這是兩棲中隊/MEU一體化訓練（PMINT）海峽過境演習的一部分。圖片來源：美國海軍陸戰隊/米歇爾-克拉克（Michele Clarke）上士。

每個軍種都有一份非機密的戰略指導文件--航空軍種有《海軍航空愿景 2030-2035》，潛艇軍種有《指揮官意圖 4.0》，水面軍種有《水面戰》： 競爭優勢》。每份文件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于作戰、能力和人員的戰略、規劃、政策和愿景。每份文件都很少涉及該軍種如何與其他兩個軍種進行互動與合作，以形成一個統一的海軍戰斗機器。在這些文件中，可以明顯看出航空、水面和潛艇作戰部門之間缺乏明確的合作。這三個軍種就像一個真正的對手團隊，其軍種內部的行動對海軍未來全國委員會的成立起到了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和其他此類問題的挑戰，海軍部長在戰略制定和兵力規劃方面的作用需要通過這位新任助理部長的服務來加強。

6.2 第二項建議： 建立海軍戰略小組

海軍司令官應將其指揮官行動小組改組為海軍戰略小組，以制定海軍的頂層戰略指導，并由這一直接向海軍司令官報告的中央授權參謀實體負責監督其實施（見圖 2）。

所有海軍司令都明白，作為一名軍種司令，他們最重要的職責是確定海軍在繼續保持其相關性和對國家安全的貢獻方面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并制定協調一致的方法來克服這些挑戰。這一基本職責是本建議的基礎。海軍分析中心 2010 年的一份報告直言不諱地指出，"為海軍制定和實施此類指導是海軍司令部的首要任務"。事實上，許多海軍作戰司令部的資深老兵曾私下向筆者透露，如果這一職責不是 "完全由海軍司令部承擔"，那么海軍作戰司令部就沒有戰略重點。他們認為，CNO 最重要的職責是確定海軍在繼續保持其相關性和對國家安全的貢獻方面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并制定協調一致的方法來克服這些挑戰。

指揮官行動小組已經直接為海軍司令部工作，編制年度態勢報告、國會證詞、主旨演講和 2022 年航行計劃等戰略文件。在此基礎上，擬議中的海軍戰略小組將在描述整個海軍的理想成果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另一方面，OPNAV 的七個局往往側重于單個支持計劃的成果。通過擴展、授權和增強，海軍戰略小組將

• 使海軍司令能夠擺脫預算和計劃編制流程的束縛，這些流程占據了海軍作戰司令部大量的時間和思維，使其更加關注現實有效的海上作戰戰略和概念；
• 加強海軍司令部調整和協調海軍各組織活動的能力；以海軍的統一口徑與外部和內部受眾溝通；評估海軍政策、預算、計劃和項目，以及由此產生的稀缺資源的分配；以及
• 頂點戰略文件反映出一套連貫一致的原則、概念和信條，這些原則、概念和信條涉及海軍在執行國家政策方面的基本作用以及海軍司令部的方向。

這一建議反映了大多數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做法，即讓他們的頂點戰略職能直接向首席執行官報告。因此，這不再是 N3/N5 的主導作用。每個海軍首席執行官都需要一名參謀人員的直接支持，以提供一套連貫、現代、權威的海軍戰略思想--范圍全面--他們可以利用這套思想來幫助構思、發展、協調、維護、溝通、完善和評估他們的思想。國家海軍司令部需要得到小型專職戰略人員的最佳協助和支持，這是一種企業最佳做法。編制頂點戰略指導和其他戰略文件需要與國家首席運營官保持密切關系，并與他保持實際距離，沒有對話者。實際上，這是海軍司令部與海軍戰略小組的 "首席戰略家 "之間的一對一關系。需要這種一對一的關系，以便

• 執行明確的 CNO 指導，而不是被 OPNAV 局議程改變的指導；
• 提供未經過濾的建議，特別是向 CNO 提供其他意見；以及
• 快速執行，盡量減少其他方面的干擾。

頂點戰略指南描述了海軍司令部打算如何在不同的時間框架和安全環境下克服 "海軍持續發揮作用和為國家安全做出貢獻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些文件需要海軍司令部的大量參與、關注和簽署。它們為軍種未來兵力的規劃、計劃和預算編制、兵力規劃和作戰使用提供了總體指導，并傳達了應用海軍力量實現國家政策目標的基本原則。它們推動所有下屬兵力規劃工作，并將海軍的年度預算報告和投資計劃與海軍的主要優先事項聯系起來。這些文件是真正的首要文件。它們具有重要的影響和實質意義，必須源于國家和聯合政策與戰略，并反映出以海軍當前和未來能力為基礎的全面的全球視野。海軍戰略小組將起草這四份文件的保密和非保密版本，供海軍司令部簽署，這四份文件構成了海軍的頂層戰略指導（即 "皇冠上的寶石"）。

• 《當前和未來安全環境評估》（目前尚無保密和非保密版本）。
• 《海軍戰略》（保密版本目前不存在）。
• 《海軍長期計劃》（保密和非保密版本目前不存在）。
• 海軍司令部年度預算指南（保密版）。

6.3 第三項建議： 設立兵力規劃局

海軍司令部應將 OPNAV 的所有兵力規劃職責整合為一個新的兵力規劃局，由一名海軍中將領導，向海軍司令部報告，并撤銷 N7（見圖 2）。

美國國會成立了一個獨立的海軍未來全國委員會，這一前所未有的警鐘足以讓我們有理由將海軍兵力規劃工作整合到一個機構下并進行改革。

海軍目前的兵力規劃聯合組織結構是無效的。目前還不清楚 2023 年由哪個海軍作戰參謀部作為中央實體來協調由分散和獨立的參謀部開展的所有海軍作戰參謀部兵力規劃工作。正如國會剛剛提醒海軍的那樣，兵力規劃的職能是廣泛、復雜和關鍵的。由于認識到聯合方式的弱點，海軍應效仿自身非聯合實體直接向海軍司令部報告的成功范例--戰略系統計劃和海軍核推進，將所有與兵力規劃有關的事務整合到一個新的專門的單一實體中。

這個單一的、專門的兵力規劃局將擁有權力、人員和分析手段，以調整、整合和同步兵力規劃工作，使其成為一個全面的海軍整體戰略計劃。兵力發展和兵力設計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新艦艇、飛機和武器系統生產之間的聯系，要求將其調整、整合和同步到一個全面的兵力規劃藍圖中。

這個兵力規劃局將擁有權力、人員和分析手段，對所有兵力規劃工作進行調整、整合和同步，以打造海軍戰斗機器。新局將對未來作戰環境、新興威脅和技術進行評估和整合，以制定和提供概念、需求和未來兵力設計，并支持現代化解決方案的交付。最重要的是，它將通過確定戰略方向、整合海軍未來兵力現代化企業、根據優先事項調整資源以及保持現代化解決方案的問責制，為海軍的未來定位。

預算主導著 OPNAV 的所有活動。要保證預算支持并服務于海軍戰略和兵力規劃的需要，唯一的辦法就是確保海軍司令或海軍副司令通過一位沒有其他職務的專職高級領導進行直接監督。新的兵力規劃局局長應通過虛擬海軍顧問向海軍司令報告。除非 OPNAV 清楚地認識到兵力規劃局是直接為 CNO 工作的，而 OPNAV 各局與這一新的參謀部之間是一種輔助關系，否則一個以長遠時間跨度和長遠結果為目標的兵力規劃局將無法在一個以短期結果為主導的環境中生存。正如海軍歷史記錄所記載的那樣，任何不直接報告的做法都會重蹈 OPNAV 過去的覆轍和失敗的嘗試。

兵力規劃局將起草這七份文件的保密和非保密版本，供 CNO 簽名。

• 作戰概念（當前和未來）： 沒有 2045 年時間框架的保密和非保密版本。當前時間框架有一個保密版本（即分布式海上作戰），但沒有非保密版本。海軍作戰發展中心將支持這些服務級概念的開發。
• 紅藍網評估： 目前不存在保密和非保密版本。
• 紅藍戰爭描述（當前和未來）： 目前尚無保密和非保密版本。
• 兵力結構評估： 目前不存在非保密版本。2023 年 6 月的《兵力艦船評估與需求報告》將提供保密版本。
• 海軍兵力規劃藍圖（當前和未來）： 目前沒有保密和非保密版本。
• 三十年造艦計劃： 有非保密版本。
• 兵力艦船評估和需求報告： 有保密版本。該報告的 2023 年 6 月版本有可能作為兵力結構評估的機密版本。

作戰概念將建立一個基線認識，為有效的概念驅動、以威脅為依據的兵力規劃創造條件，以制定海軍兵力規劃藍圖。它將基于對當前和未來安全環境的共同理解，以及對海軍作為一個整體，而不僅僅是單個級別平臺集合的作戰方式的共同闡述。這將是海軍的全面計劃，而非戰略，旨在整合、調整和同步所有兵力規劃工作，包括兵力發展和兵力規劃工作，以及正在進行的新艦艇、飛機和武器系統生產工作，以生產海軍戰斗機器（即海軍空中、水面和水下殺傷力的統一組合）。圖 2a 描述了海軍 11 份關鍵戰略指導文件的合并編制情況，這些文件從眾多的 OPNAV 組織元素中精簡到了兩份。

這個新的兵力規劃局的成立，將預算程序推翻為海軍作戰司令部的主導程序。兵力規劃將成為 OPNAV 的重心，預算則是輔助，而不再是相反的方向。它顛覆了眾所周知的蘋果車，兵力規劃直接向 CNO 報告，并領導以戰略為中心的參謀對話，而不是以預算為中心的對話。這種顛倒尤其會引起 N8 和 N9 的強烈抵制。因為兵力規劃局將是驍將，而海軍作戰司令部的其他局都由一名海軍中將領導，所以新的兵力規劃局同樣必須由一名海軍中將領導，否則注定要失敗。

這個新的兵力規劃局需要具備進行海軍凈評估的能力，以便對紅藍互動進行戰略分析，從而制定出明智而現實的計劃。凈評估（以及防御分析）是診斷性手段，而兵力規劃則是規定性手段。二者相輔相成；否則，功能障礙將繼續阻礙各項工作。目前，海軍作戰司令部還不具備這種能力，需要新的人力資源。

7 為建議提供資源

實現這些建議的資源是現成的，只是需要重新確定優先次序。海軍在戰略制定和兵力規劃方面受到國會的猛烈抨擊。從長遠來看，糾正這種狀況肯定是海軍的首要任務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海軍是否可以說，例如，為其三星級領導人的前沿辦公室配備大量軍官比為其戰略制定和兵力規劃能力配備人員更重要？這還是一個優先次序的問題。如果為這些前沿辦公室配備人員比從海軍未來全國委員會手中奪回兵力規劃的控制權更重要，那就這樣吧。這只是一個優先事項的問題，也是許多領導人說他們喜歡做的艱難抉擇的問題。這里還有一個機會。

由于本文提出的原因，海軍戰略小組和兵力規劃局的領導需要高級艦旗軍官。解散 N7 局將提供一個中將職位來領導兵力規劃局，并提供一個海軍少將職位來領導海軍戰略小組。N7 的大部分職能可以返回 OPNAV N3/N5，N7 的部分職能可以轉移到海軍戰略小組和兵力規劃局。

雖然沒有十全十美的組織框架，但有一些組織框架可以更好地調整更多的共同職能，如這些建議所述。戰略辦公室向企業首席執行官--就海軍而言，即國家海軍司令--報告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做法，由直接報告的高級領導負責所有海軍兵力規劃，這與由海軍核推進與核武器計劃/戰略系統計劃作為直接報告沒有什么區別。

鑒于海軍戰略和兵力規劃對于海軍作戰司令部所有其他職責的核心地位，本白皮書建議的重點在于戰略發展和兵力規劃的振興以及類似職能的合理整合。兵力規劃如果能以戰略為主導，并以其頂層戰略指導文件為基礎，將產生巨大的效益。

8 結論

美國國會對海軍失去了耐心和信心。這一行動是無法粉飾的。這無異于對海軍戰略發展和兵力規劃方法的強烈譴責。2022年12月，美國眾議員羅布-維特曼（R-VA）在《防務新聞》上發表了尖刻的評論，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海軍拒絕從今年的事件中吸取教訓，那么它將注定重蹈覆轍"。 40 多年來，警示信號一直顯而易見。然而，就像海軍軍械局在二戰中頑固地抵制了21個月以糾正馬克14魚雷的三大缺陷一樣，海軍自冷戰結束以來一直忽視其戰略事業，抵制有效的兵力規劃。海軍屢次未能理解海軍作戰司令部（OPNAV）負責編制預算的強大組織與其負責制定和實施海軍戰略的低效組織之間的不匹配，也未能就此采取行動。

海軍需要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準備對抗日本帝國海軍時那樣思考和行動。美國海軍的戰略、未來安全環境和作戰理念都體現在《橙色戰爭計劃》的19次迭代和《彩虹》系列戰爭計劃的更新中。整個 20 世紀 30 年代，海軍戰爭學院的課程和戰爭游戲都以擊敗日本帝國海軍為重點，幾乎所有海軍軍官都畢業于戰爭學院。雖然遠非完美，但過去的海軍對與日本帝國的戰爭有著共同的看法，并清楚地認識到后勤是跨越太平洋廣袤海域作戰的重中之重。同樣，在2023年，海軍也需要像其前身一樣的重視和準備，擬議中的海軍戰略小組和兵力規劃局將有助于確保海軍為未來的一切做好準備。

海軍繼續允許錯誤十年又十年地得不到糾正。就像溫斯頓-丘吉爾所說的那樣，這是 "一長串令人沮喪的經驗無果和人類被證實的不可教化性"。認為海軍會自行改變以進行更有效的戰略制定和兵力規劃是愚蠢的。海軍改變的唯一途徑是國會的指導，否則海軍將繼續其有缺陷的方式。

導言

幾十年來，航空母艦一直是美國海軍的主要攻擊武器，但分布式作戰需要新的武器。反艦導彈火力在友軍和敵軍的部隊結構中不斷擴散，對利用這些遠程武器所需的戰術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規模火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發揮作用，而空中優勢是信息優勢的強大助推器。通過專注于一系列關鍵信息功能和艦隊防空，航空母艦可以成為分布式艦隊和大規模火力的強大助推器和力量倍增器。這些作用預示著沒有海軍航空兵的國家將如何在海上炮擊戰中處于不利地位。

偵察和火力提示

海洋廣闊而繁忙，是一個復雜的作戰空間。在反艦打擊之前，必須先對商業航運密集的大洋區域進行掃蕩，因為必須找到目標并開發高質量的目標信息。正如韋恩-休斯艦長在其經典著作《艦隊戰術》中強調的那樣，"在海上，更好的偵察--比機動更重要，比武器射程更重要，有時甚至比任何其他東西都重要--決定了誰不僅能有效地攻擊，而且能果斷地首先攻擊"。

地平線不僅限制了軍艦的自衛能力，還使其幾乎完全依賴外部信息來源來確定遠程反艦火力目標。軍艦必須得到其他部隊的有力支援，這些部隊能夠提供信息，使軍艦能夠準確地向遠距離發射反艦火力。

航空兵的速度、航程和機動性使其成為偵察大片海域、在海上交通中辨別目標和提示反艦火力的理想資產。航空兵還可以阻止對手獲得這些信息，例如通過反偵察任務，在空中偵察機能夠感知和提示火力之前就將其鎖定。相比之下，如果軍艦被迫發射炮彈以擊敗空中偵察機，那么軍艦就可能是在教唆偵察機執行任務。通過屏蔽海軍部隊，航空兵既可以充當眼睛，也可以充當隱身衣，幫助海軍部隊首先有效地開火。

航空兵在執行這些任務時最關鍵的優勢之一是三維空中機動能力。通過速度和機動，飛機可以比水面戰艦更有效地控制發射風險。在受到威脅時，飛機可以潛入目標軍艦的雷達范圍以下，從而比軍艦更能動態地管理其特征和可探測性。通過在遠距離上對海軍接觸點進行跟蹤，并利用機動多次改變與接觸點的方位，飛機可以反復激發接觸點的輻射，并利用被動傳感對目標進行定位和分類。

由于軍艦雷達輻射的傳播距離遠遠大于這些輻射所能引導的防空武器的傳播距離，因此在利用被動探測進行偵察和跟蹤軍艦時，航空兵的安全系數更高。如果飛機發現自己處于海軍防空武器的射程內，它們迅速降低數千英尺高度的能力可以通過潛入雷達視野以下破壞半主動目標和防空殺傷鏈。飛機在偵察時利用這類機動來保持生存能力的能力，可使它們贏得與軍艦接觸的寶貴近距。這種接近距離對于刺激或觀察敵方行為以減少欺騙和發現誘餌非常有價值。飛機只需偵察或跟蹤軍艦，就能刺激敵方的行為，因為飛機可被視為大規模火力來襲的先兆。

這些特性使海軍航空兵能夠率先發現目標并對其進行分類，提示對這些目標進行反艦火力攻擊，并在這些目標發射最后一輪火力時及時通知友軍。通過其獲取信息和降低發射風險的超強能力，海軍航空兵處于獨一無二的位置，可充當更廣泛的分布式部隊的后衛。

重定目標和加強大規模發射

聯合導彈火力攻擊目標是一種對時間極為敏感的戰術。救火隊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越過目標的雷達范圍，以獲得壓倒性火力的效率，而不是讓救火隊在細節上冒著失敗的風險。但是，在相隔數百甚至數千英里的各種發射平臺上協調精確定時的火力將面臨挑戰。嚴重依賴精確協調時機的戰術和行動本質上是脆弱的。這種脆弱性促使軍隊在其殺傷鏈中建立冗余和彈性，以便能夠自信地將分散部隊的導彈火力結合起來。

指揮官可以通過對分布式發射平臺進行精確定位，然后對其發射順序進行精確排序，從而進行大規模發射。然而，這是一種以平臺為中心的導彈集結方法。它限制了單個平臺適應當地戰術環境的靈活性，特別是那些鼓勵平臺在不同于原發射序列計劃的時間發射其貢獻火力的情況。影響單個部隊集結的作戰可用性和行為的因素遠不止隨叫隨到提供火力這么簡單。

當平臺的輔助火力可以在發射后機動到位，而不是要求在發射前滿足理想條件時，平臺就能獲得更多的局部作戰靈活性。如果個別火力提供者不能按時發射，但其火力仍能被納入有效的發射序列，那么發射序列就不易受到干擾。

這就使飛行中重新瞄準成為大規模發射的基本手段，重新瞄準增加了復原力和靈活性的關鍵因素。由于齊射是從分散的部隊中發射的，重新瞄準將使指揮官有能力在主動發射序列中調整齊射的飛行路線和機動。與嚴重依賴于在發射前建立高度具體的平臺定位和武器編程相比，重新瞄準可使指揮官在發射后更靈活地組合和操縱火力。重定目標的關鍵在于保留在武器發射后為其提供航點的能力，從而為指揮官提供更多機會，在發射序列中操縱武器進行聯合炮擊并利用航點戰術。重定目標有助于補償發射序列中的不規則和中斷情況，為單個發射平臺提供更多的局部靈活性，為整個發射序列提供更多的彈性。重定目標可防止發射序列一旦啟動就被鎖定，從而為指揮官保留實時調整的選擇。

重定目標系統對飛行中的火力進行組合和機動的能力范圍受限于定義武器聚合潛力的相同因素，如射程、機動性和飛行時間。與射程只有幾百英里的導彈或幾乎無法偏離彈道的彈道導彈相比，射程 1000 英里的 "海上攻擊戰斧 "導彈重新瞄準和操縱齊射的機會要大得多。

考慮到導彈飛行時間越長，其目標可能已經飛得越遠，防御欺騙能力可能已經部署得越多，整個作戰形勢可能已經發生了更多變化，因此更長的飛行時間也會增加重新瞄準目標的需要。與速度更快或射程更短的導彈相比，發射距離很遠的亞音速導彈，如反艦導彈 "戰斧"，可能需要更多的飛行中重新瞄準才能找到目標。

當目標被證明是誘餌、虛假接觸或防御比預期更嚴密時，重新瞄準就顯得尤為重要。它還能幫助炮彈在損耗的情況下保持活力。如果一部分炮火在前往目標的途中被擊落，而剩余的炮火似乎無法再達到壓倒性的規模，那么可以將其轉向一個更適合攻擊的新目標。重新確定目標有助于確保寶貴的導彈庫存不會浪費在不利的目標上，并確保新的事態發展能迅速轉化為發射序列的優先次序。

導彈當然可以擁有自己的機載再瞄準能力，并在一次齊射中一起使用。但這些能力受到尋的器和本地網絡相對較短的射程的嚴重限制，而且需要保持掠海飛行以最大限度地出其不意。此外，在相隔數百英里和低空飛行的情況下，不同的導彈齊射也不可能進行有效的通信。與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導彈發射隊之間的重新瞄準相比，導彈發射隊內部的重新瞄準對于導彈的有機能力而言更為可行。一旦發射的導彈在接近終端時相互靠近，不同發射單元之間的通信能力可能會提高，但在發射序列的大部分時間里，進行更新的機會相對較少。

利用外部資產提供重新瞄準支持，則可擴大機會，更早地更新和修正相關火力。外部重定目標系統可以在發射序列的更早階段進行修正，從而保留射程和選擇，而不是在交戰的最后階段才發現目標選擇不當。如果導彈在發射序列中沒有外部資產來更新其目標信息，導彈的自主程序可能會鼓勵它們提高高度并暴露在防御火力下，以獲取信息。外部重新瞄準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攻擊導彈脫離掠海飛行剖面的需要，提高其生存能力并保持出其不意的效果。

一個關鍵問題是，誰或什么能最好地為齊射提供外部重新瞄準支持。憑借速度、機動性和航程，海軍航空兵將處于特別有利的位置，通過重新瞄準，促進將單個齊射組合成聚合火力。無論是通過覆蓋廣闊的海域，還是集中攻擊特定目標周圍的空域，海軍航空兵都能利用數據鏈將導彈火力組合成壓倒性的效果。

評估攻防平衡

一旦爆發高端海上沖突，海軍指揮官就需要優先了解海軍導彈交換的攻防平衡。這仍然是現代海戰中的一個巨大未知數，大量的進攻性和防御性火力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并相互壓制，這些都將在實戰中揭曉。指揮官需要知道他們的炮彈是否擊中了目標，他們的導彈在多大程度上經受住了反制措施的考驗，以及對方防空系統的表現如何。當導彈如雨點般落在戰艦上時，收集各種防御能力的有效性數據將成為戰時調整的一項特別重要的工作。更準確地了解攻防平衡是優化火力、管理彈藥庫存和確定競爭優勢關鍵領域的基礎。因此，戰損評估和防空性能調查是確保現代海戰優勢的基礎。

在這種戰爭形式中，可能需要數十枚導彈才能突破戰艦的防御，但只需擊中一枚導彈就能造成殺傷，因此過度殺傷造成浪費的可能性是巨大的。如果海上齊射交戰的攻守平衡稍稍偏向進攻方，就會出現無數導彈浪費地撞向戰艦的情況，而戰艦在被第一枚導彈擊中后早已杳無蹤影。但是，如果指揮官試圖精確優化火力，盡量減少過度殺傷，那么他們的炮擊就更有可能面臨全軍覆沒的風險。相反，獲取有關齊射效果的信息更多的是要了解過量殺傷的范圍，以及可以合理承受和容忍的過量殺傷程度，而不是試圖將其完全降到最低。

指揮官顯然想知道他們的齊射是否被擊落。如果他們要組織另一次攻擊，那么對攻擊導彈中被哪類防御系統擊落的比例以及防御方消耗了多少防空導彈的估計將使他們受益匪淺。這些因素有助于確定后續攻擊需要多少火力，以及哪類進攻性武器的性能可能更好。如果目標被摧毀，指揮官仍可從了解防空性能中獲益匪淺，以便優化未來的火力。

但是，由于反艦導彈必須飛行很遠的距離，而且目標可能是在偵察能力極限附近發射的，因此評估導彈火力效果的能力可能會受到嚴重挑戰。指揮官可能無法立即知道他們的目標是否被摧毀，或者他們的炮彈是否被擊落而沒有命中目標。遠程導彈交火結果的不確定性會延長決策周期并使之復雜化，并有可能使防御方獲得信息優勢，因為防御方往往更有能力評估戰斗損傷、武器損耗以及己方部隊在遭到攻擊后的防御表現。

海軍航空兵可以贏得接近目標的寶貴機會，幫助收集這些關鍵信息。通過跟蹤海軍目標，海軍航空兵可以目睹敵方防空部隊的行動，了解導彈交火的過程。航空兵可以幫助指揮官了解敵方戰艦發射的進攻性和防御性火力，以及這些火力的具體構成。這可以使指揮官更好地了解對手的武器消耗、集結火力的方式以及他們自己對攻防平衡的不同看法。

這些信息對于操縱海軍在沖突中調整兵力的主要杠桿之一--平臺彈倉內有效載荷的構成--至關重要。通過采用 "有效載荷而非平臺 "的方法，海軍可以根據有關發射效果和對手防空性能的最新數據靈活調整導彈載荷，從而在實時沖突中保持優勢。如果對手的防空能力很差，海軍就可以通過增加分配給防空能力的彈倉空間來加強自身的防空能力。海軍也可以利用對手的劣勢，用反艦武器或被證明更有效的特定類型武器填補更多的彈倉空間。

這些信息對于了解哪些類型的齊射和火力需要或不需要進行最后一擊也至關重要。更準確地了解攻守平衡意味著在最后一搏的壓力下損失的庫存會更少，因為指揮官能更清楚地了解什么情況下需要進行最后一搏。反過來說，如果不需要太多火力就能使對手發射最后一擊，那么了解和利用這一點就至關重要。

考慮到擁有無限彈夾的防御系統可能發揮的決定性作用，了解攻防平衡尤為重要。雖然它們主要在近距離發揮作用，但電子戰、高功率微波、激光眩暈器和其他軟殺傷措施等能力可以提供持久的防御措施。這對于戰艦在硬殺傷防御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保持戰斗力至關重要。軟殺傷能力還能從總體上大大改變現代海戰的性質。正如湯姆-舒加特上尉（退役）所指出的那樣：

"干擾器與尋的器之間、傳感器與特征信號之間、黑客與數據流之間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后果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從戰術層面傳播到作戰層面，甚至戰略層面。一個具體而明顯的例子是，如果對手的[反艦彈道導彈]可以通過使用干擾器而持續失誤，那么這場沖突就可能是一場完全不同的戰爭。[強調是后加的］

這種情況以前也發生過。有史以來的首次戰時海軍導彈交戰凸顯了軟殺傷系統的決定性潛力。1973 年阿以戰爭中的海上導彈戰，以色列導彈艇成功擊沉了對方的導彈艇，盡管對手擁有射程更遠的導彈。以色列的電子戰完全成功地干擾了向其軍艦發射的每一枚反艦導彈，使其能夠拉近距離并摧毀對手。雖然這些交戰發生在相對狹小的水域中，交戰雙方規模較小，但如果沒有異常成功的電子戰防御，如果阿拉伯軍隊不明白為什么他們的導彈總是打不中，以色列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航空兵能夠收集到敵方在導彈互射中的軟殺傷性能數據，就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有用的視角，讓我們了解形成攻防平衡的一些更具決定性的因素。

防空和射擊弓箭手

除了關鍵的信息功能外，海軍航空兵還可以發揮重要的動力作用。海軍航空兵亟需維護更廣泛的水面艦隊的生存能力。水面戰艦在防御導彈襲擊時所面臨的嚴峻戰術挑戰最能說明這種依賴性。

地球曲率造成的不可改變的障礙嚴重限制了戰艦擊敗掠海導彈的空間和時間，盡管它們擁有密集的防御系統。掠海飛行利用了防御戰艦雷達視野的限制，使其別無選擇，只能在距離戰艦很近的地方（通常在 20 海里左右），在撞擊前僅有幾十秒的時間內與來襲導彈交戰。

雷達地平線限制的可視化。(資料來源：Aircraft 101 Radar Fundamentals Part 1）

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軍艦會同時使用各種防御武器和系統，以殲滅壓向軍艦的來襲炮彈。但是，防御型戰艦將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為攻擊型導彈的全部火力都已在飛行和逼近中，而防御型導彈的火力卻必須從零開始，并在幾秒鐘內達到相當大的射程。并非所有防御導彈都能同時發射，而攻擊導彈可以組織成飽和模式，讓所有導彈同時攻擊。即使射速很高，防御導彈也會自然而然地陷入狹窄的流式發射模式的瓶頸，可能無法實現足夠的射量。即使每秒發射一枚防御導彈也可能不夠快，因為攻擊型超音速齊射在沖出地平線后大約只有 50 秒的時間就會撞擊。

當第一次攔截發生時，超音速齊射可能已經飛過了戰艦能看到的 20 英里左右的距離。如果一艘戰艦采用美國海軍的 "射-射-看-射 "理論，那么在來襲導彈進入防御系統的最小交戰范圍之前，它可能只有足夠的時間用主要防御武器對每一威脅發射一次齊射。當來襲齊射拉近距離時，垂直熱發射的防御導彈將難以迅速調整方向以進行陡峭的向下攔截，從而將數十個發射單元中導彈的防御火力縮小到能夠以較平角度發射的近程系統中相對較少的彈藥上。如果飽和式齊射的目標是讓所有導彈同時進入防御方的最小交戰范圍，那么這一挑戰將更加嚴峻。在末端階段，攻擊導彈還能以最大速度飛行，這與許多從不遠處發射的防御導彈不同。攻擊導彈離艦越近，防御導彈加速到更高速度的時間就越短，從而進一步縮短了攔截距離。由于這些因素，即使軍艦擁有大型彈倉，也可能無法在第一枚導彈襲擊軍艦之前充分利用彈倉深度進行防御。

而導彈甚至可能不需要擊中戰艦就能完成殺傷任務。當防御導彈在越來越近的距離上與來襲武器發生沖突時，強大的彈頭將在艦艇附近以每小時數千英里的接近速度相互引爆。爆炸的導彈碎片會噴射而出，輕易地撕碎暴露在外的雷達陣列、近距離武器系統和電子戰套件，而這些系統都是戰艦最后一道防線的關鍵。

一枚 SM-6 防空導彈攔截了一枚相對較小的 600 磅 AQM-37C 試驗導彈。注意彈片。(資料來源：美國導彈防御局 資料來源：美國導彈防御局多任務戰飛行測試活動)

隨著自動作戰系統和預編程反應的上線并接管這些復雜的交戰，在巨大的自動火力攻擊和防御戰艦的最后幾秒鐘，水兵可能幾乎無法直接控制。

水面戰艦應盡可能免于承受這些痛苦的導彈交戰。這就需要擊落 "弓箭手 "而不是 "箭"，并能摧毀在目標戰艦雷達視野下飛行的導彈。但擊落空中弓箭手尤其具有挑戰性，因為反艦導彈通常比對空武器具有更遠的射程優勢，這使得空中攻擊者更有能力首先開火。這種射程優勢還使攻擊者更容易利用雷達地平線，將對峙火力轉化為對防御者的致命近距離攻擊。

這些因素使空中力量成為導彈防御不可或缺的力量，因為許多反艦武器都有意在只有飛機才能從上空看到的軍艦雷達視平線以下的空間飛行。與軍艦相比，飛機的速度和高度使它們有更多機會擊落掠海導彈。反艦導彈也不會對飛機構成威脅，因此可以進行激烈的單邊交火。飛機可以安全地大幅減少敵方戰艦上的反艦導彈火力，甚至有可能利用干擾來削弱來襲導彈的軟殺傷效果。飛機還可以組成水平編隊，以飽和模式發射對空武器，這或許使它們成為唯一能夠以這種齊射模式大規模發射防御火力的海軍平臺。

一個由 F-14 "雄貓"戰斗機組成的中隊以水平編隊的方式發射了多波飽和模式的防空導彈。

飛機可以利用速度和機動性為分散的部隊提供靈活、按需的防空支援。指揮官可以根據新出現的威脅和射來的炮彈動態調整飛機的位置，在最需要的地方加強防空能力。雖然飛機可能很難及時調整位置以攔截目標到達時間較短的導彈，但它們可以對到達目標時間較長的導彈齊射（尤其是戰斧導彈）構成更為嚴重的威脅。

這些防空任務在多方面對航空兵更為有利，尤其是在火力方面。由于硬點和機身的限制，許多多用途飛機可以發射比反艦導彈數量更多的防空導彈。一架滿載的 F/A-18 可以攜帶 12 枚防空導彈，而反艦導彈只有 4 枚，這使得該機擊落的反艦武器數量超過其自身發射的數量。如果一艘美國驅逐艦的發射單元滿載反艦 "戰斧 "導彈，則需要 24 架 F-18 才能與該艦的反艦導彈數量相匹配，但如果一艘驅逐艦滿載防空 "標準 "導彈，則只需 8 架飛機即可與之相匹配。

太平洋（2019年3月6日）一架滿載防空武器的F/A-18 "大黃蜂 "戰斗機準備在南加州海岸執行模擬作戰任務。(多米尼克-羅梅羅軍士拍攝/發布）

美國海軍 VX-23 攻擊試驗中的一架 F/A-18F 超級大黃蜂戰斗機攜帶四枚魚叉反艦導彈飛行。(波音公司照片）

由于具有俯視視角，飛機上的防空武器在擊落巡航導彈方面比體積大得多的艦載防空武器要有效得多。艦載防空交戰可能會因為目標俯沖到照射戰艦的雷達水平線以下而被破壞，雷達水平線的限制大大削弱了通過艦載發射單元發射的大型防空導彈的射程優勢。由于大型艦載防空武器依賴于半主動照明，因此其殺傷鏈更容易受到目標機動的干擾。

讓航空兵承擔更多的防空任務，可以讓戰艦將更多的發射單元裝滿進攻性武器，增加的導彈尺寸和射程對戰艦的進攻性火力比防御性火力更有用，除非是防御飛機或彈道導彈等特別高端的威脅。飛機還能在戰艦的一小部分時間內完成對空武器的裝填，從而使戰艦的存在更具可持續性。飛機還能為軍艦提供來襲炮彈的早期預警，并幫助軍艦決定是否以及何時發射最后一擊。

海軍的 NIFC-CA 能力（海軍綜合火力控制-反空火力）也需要飛機來發揮作用。如果空中中介機構能為交戰提供便利，軍艦就可以向雷達視野下的目標開火。這種能力有助于擴大防空作戰空間，并增強軍艦的自衛能力。擴展防空作戰空間還有助于保護庫存，因為每枚來襲導彈發射更多攔截彈的壓力會隨著導彈越接近軍艦而增加。但是，NIFC-CA 的這些能力和優勢需要依賴航空才能發揮作用。

描繪了 NIFC-CA 能力如何通過與飛機的聯合武器關系，使軍艦能夠瞄準其視線之外的空中和導彈威脅。(圖片來自 CSIS 導彈防御項目）

這些將空中力量應用于反艦導彈防御的方法都有一個共同的優點，那就是它們大大擴展了防空作戰空間并使之復雜化。這對于在防御戰艦處于明顯劣勢的交戰中增加攻擊者的挑戰至關重要。無論戰艦有多么強大，能力有多強，攻擊戰艦的負擔都會因雷達地平線迫使防御交戰從距離戰艦僅幾英里遠的地方開始而大大減輕。利用航空兵將防空作戰空間擴展到戰艦視野之外，將大大延長導彈擊中目標的時間。如果攻擊者懷疑靈活的空中力量可以在導彈接近目標之前很長時間就對其發射的炮彈進行打擊，那么他們可能不得不考慮消耗更大的火力，或者完全重新考慮交戰。他們可能還必須考慮更復雜的戰術，對火力進行排序和定點，使防御航空兵捉襟見肘，或將其拉向為齊射突破目標創造機會的方向。

這種防空覆蓋可以雙管齊下。對手也可能部署飛機來減少火力，以幫助保護其戰艦。這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動機，即為前往目標的友軍齊射提供防空掩護，因為軍艦很難為自己的攻擊齊射提供這種掩護。如果軍艦想為自己的攻擊炮彈提供防空掩護，就必須大幅拉近距離，使其防空火力與反艦火力到達目標的距離重疊。但這在很多情況下是不現實的，而且會犧牲反艦武器的大部分射程。而且，在對付飛機時，反艦導彈的作用仍然不大，因為飛機仍然可以潛入艦艇雷達視野以下，與艦艇的攻擊炮彈交戰，而不必擔心艦載防空系統。因此，不僅需要飛機來攻擊雷達視平線以下的來襲炮彈，還需要飛機來攻擊那些想為自己的戰艦做同樣事情的敵方飛機。

在這場特殊的戰斗中，當飛機在軍艦附近進行狗斗，以保護或攻擊正在逼近的炮彈時，軍艦可以發揮更遠距離的防空作用。為攻擊型齊射護航的飛機可能不得不與防守飛機較量，后者的戰術會迫使護航飛機在目標軍艦防空能力的視野范圍內機動。與以更固定的掠海高度飛行的齊射相比，這些機動飛機在更遠的距離上更容易成為軍艦的目標。這樣，軍艦就能威脅到齊射的護航飛機，從而使友軍飛機能更集中地為軍艦打擊齊射。如果有大量飛機為齊射護航，那么防御飛機可以拉到戰艦防空屏幕的后方，以提高生存能力，同時仍能對齊射進行攻擊，盡管與更靠前的部署相比，這樣做的機會可能更少。如果遇到大量敵機，友軍飛機可以依托水面戰艦的防空屏障，利用聯合武器戰術對攻擊齊射及其護航飛機進行反擊。

海軍航空兵對于防御轟炸機也至關重要，因為轟炸機是最靈活、最致命的反艦攻擊平臺之一。由于其航程遠、彈倉容量大，轟炸機可以在軍艦無法發射對空武器的距離外向軍艦發射大量火力。這些特點使得轟炸機很難在弓箭手射出箭之前將其摧毀。航空兵是發現和攔截轟炸機的主要力量，可以在轟炸機向軍艦開火之前對其實施最后的射擊。

一個關鍵的挑戰是如何在與航母保持一定距離的情況下維持這些形式的防空覆蓋。這些戰術讓人想起上世紀 80 年代海軍冷戰時期的 "外圍空戰 "概念中的 "鏈鋸 "戰術。大量航母艦載機在航母戰斗群前方保持持續循環的空中存在，以便在蘇聯轟炸機發射反艦導彈之前將其擊落，這些交戰地點距離航母 400-500 海里。但這一戰術在實踐中很難維持，而且無法覆蓋所有接近矢量，即使在美國海軍的基本能力比現在更有利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些能力包括一種射程更遠的專用攔截機（F-14 "雄貓 "戰斗機），該機配備了一種射程更遠的攔截導彈（AIM-54 "鳳凰 "導彈），可對使用射程比今天的競爭對手更短的反艦導彈的轟炸機構成威脅。根據上述支持分布式部隊的作戰概念，需要多艘航母來維持多個鏈鋸式防空屏，以及在距離航母很遠的地方部署分布式水面部隊和炮彈，同時使用射程較短的航母艦載機來對付擁有比冷戰時期射程更遠的反艦導彈的轟炸機。在實踐中，將多架 "鏈鋸 "維持在一定射程內，讓它們在弓箭手射箭之前對其進行攻擊可能是不可行的。相反，航空聯隊可能不得不限制其射程，允許敵方火力發射，然后將其削弱到更易于控制的程度，以便水面戰艦完成攻擊。

冷戰時期的外圍空戰和 "鏈鋸 "艦隊防空概念。(圖片來源于安德魯-克雷皮內維奇（Andrew F. Krepinevich）所著《成熟精確打擊體制下的海上戰爭》（CSBA，2014 年）。

將航母航空兵的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對轟炸機和海上滑躍威脅的防空上，將大大提高戰艦和飛機的生存能力。與對軍艦發動遠距離攻擊相比，防御性防空和攔截任務使飛機能夠更接近友軍，在更高的高度飛行更安全，而且所攜帶的防空載荷比反艦載荷更輕。與對防御嚴密的目標進行大規模遠程打擊的挑戰性要求相比，上述每個因素都有助于提高飛機的續航時間、出動率和生存能力。這些任務能更好地發揮航空兵的優勢，使戰艦在面對強大的導彈威脅時有更大的生存空間。

這些趨勢也向水面艦隊發出了明確的警告。水面戰艦在超出航空兵支援范圍時應特別謹慎，否則就有可能在艱苦的近距離交戰中孤獨地面對掠海炮彈。

航母覆蓋范圍限制與信息作用

海上沖突的主要信息需求和集結航母艦載機進行反艦打擊的風險性都說明了一個關鍵問題--在艦隊對艦隊的戰斗中，航母航空兵應更多地側重于從更廣泛的分布式部隊中提供巡航導彈火力，而不是自己提供火力。與傳統的航母打擊群結構相比，這是一種更為復雜的安排，在傳統結構中，航空聯隊將承擔大部分反艦任務。現在，可以要求航母在分布式艦隊的很大范圍內為許多戰艦和炮彈提供關鍵的支援功能。但是，盡管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功能對航空聯隊和更廣泛的艦隊更為有利，但它們仍有一些關鍵的制約因素，可能會限制分布式部隊如何安排自己和集結大規模火力。

在確保信息安全方面，飛機可能會在敵對機群之間的爭奪空間中扮演多重重疊角色。一架重新瞄準友軍反艦炮的飛機最終可能會抵御對方飛機的攔截。這架飛機還可能會擊落它所引導的目標戰艦發射的最后火力，同時收集有關戰艦防空性能及其火力構成的數據。

這些防空和信息功能具有高度的互補性和綜合性。飛機將隨時準備與執行類似信息功能的敵方飛機發生沖突，因為雙方都在努力促成齊射和抵御齊射攻擊。這些相互交織的功能為機群之間激烈的空中交火創造了條件。確保在這一空間的空中優勢，即使是暫時的，也將轉化為信息優勢，產生顯著的進攻和防御優勢。

其中許多關鍵任務，包括偵察、反偵察、戰損評估、齊射護航和重新瞄準支援，仍然需要接近目標，并可能將航母拉入更深的戰斗空間。這種接近可能要求飛機和航母的作戰距離與發射打擊的距離類似，只是距離更多是由傳感器和網絡距離而不是武器射程決定的。不是 E-2 或 F-35 戰斗機的飛機可能需要更接近威脅和友軍資產，以獲取和發送這些信息，并可能冒著對抗艦載防空系統的風險。這些任務還需要接近友軍和分布式海軍編隊，以加強其預警和防空能力。

因此，航母的定位及其機群的覆蓋范圍將決定它能為更廣泛的分布式部隊及其集群火力提供的信息和防空覆蓋范圍。武器射程會限制部隊之間的距離，但仍能將其火力結合在一起，與此類似，航空聯隊覆蓋范圍的限制也會進一步約束分布式艦隊的部署。艦隊要想從這些聯合作戰關系中獲得兵力倍增的優勢，就必須限制其分布范圍，同時權衡這些關系的益處與兵力更加集中的風險。

考慮到需要將巡航導彈射程與空中重定目標支持和防空覆蓋相疊加，以幫助確保友軍的炮彈在飛往目標的途中得到充分支持。此外，還需要使水面戰艦與航母保持足夠近的距離，以便飛機能在對方轟炸機進入發射范圍之前將其攔截。否則，水面戰艦可能會被那些對戰艦具有先發優勢的平臺擊中或擊落。如果將這些多重聯合武器的關系考慮在內，結果就是艦隊的部署要比僅僅部署各種相距甚遠的戰斧式轟炸機集中得多。圖 1 描述了這些關系及其對艦隊部署的集中影響。

圖 1. "戰斧"、LRASM 和 SM-6 的反向射程環以目標 SAG 為中心，顯示戰艦之間的距離有多遠，同時還能對共同目標進行聯合攻擊。所有其他武器的常規射程環都以其發射平臺為中心。艦隊必須限制其分布，以便為水面戰艦和導彈齊射提供關鍵的空中支援功能。(作者制圖）

特別是，重定向覆蓋范圍與武器射程之間的重疊程度會限制可支持聚合的區域，以及平臺之間的分布距離。如果一艘航母希望支持一次超遠距離的戰斧式齊射，那么航母可能必須在發射平臺前方數百英里處，因為導彈的射程大大超過了未加燃料的機翼。如果航母想為射程較短的海軍攻擊導彈攻擊提供類似的支持，那么航母可以位于發射平臺后方數百英里處，但仍然可以使用。導彈射程較遠，可以擴大兵力分布，但在廣闊海域，特別是在聯合作戰的最后階段，可能不得不放棄關鍵的空中支援，因為導彈射程較遠，也可能遠遠超出友軍航空兵的支援范圍。

要在廣闊的作戰空間內履行所有這些關鍵的信息職能，航空兵將承受沉重的負擔。這將使集結空中聯隊進行集中攻擊或防御變得極為困難，甚至完全不可能。LCDR Sandy Winnefeld 在冷戰中就注意到了這種具有挑戰性的動態：

"需要如此多的戰斗機來支持偵察需求，以至于一旦發現威脅，留在甲板上反擊的戰斗機少之又少......孫子的格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空中戰斗機如此分散，以至于無法抵御集中攻擊......相反，空中偵察戰斗機必須迅速重新集結，以便在發現[轟炸機]突襲時提供火力......"。在現實的威力投射范圍內，對抗[蘇聯海軍轟炸機的大規模]突襲所需的火力，目前甚至超過了多航母戰斗群部隊在一場持續時間較長的戰役行動中持續保持空降的現實能力......大部分的殺傷將不得不由甲板發射的攔截機來完成。 "

無論航空兵是為了進攻還是防御而高度集中，都需要執行大量的偵察和情報任務。這些集中的空中編隊本身就嚴重依賴于有效的偵察、提示和飛行中的更新，以便在遠距離上有效地執行任務。大范圍海上防御對偵察的要求已經很高，尤其是在試圖遠距離反擊對方偵察機和轟炸機突襲以搶先開火時。在基線防御要求之外再加上大規模航空兵攻擊的偵察要求，會使航母航空兵更加捉襟見肘，使這種多重陡峭要求的組合很可能行不通。

盡管這些作用對增加航母的對峙距離作用不大，但以信息為中心的航空聯隊更具生存能力，因為它允許航空聯隊更加分散。即使只有一架偵察機，也足以執行上述信息功能，包括在遠距離偵察目標戰艦、提示對其開火、將這些火力重新瞄準為一次聚合齊射，以及評估防御性能和攻擊結果。這遠比派遣大量集中的航空聯隊到其航程極限，一次只對幾艘軍艦發動冒險攻擊要好得多。與通過機群本身有組織地集結火力所需的數量相比，用更少的飛機就能滿足感知目標并對其進行網絡射擊所需的航空兵數量。

孟加拉灣（2021 年 10 月 17 日）作為 2021 年海上伙伴關系演習 (MPX) 的一部分，一架隸屬于 147 攻擊戰斗機中隊 (VFA) "阿爾貢人 "的 F-35C 閃電 II 在孟加拉灣上空飛行（美國海軍二級大眾傳播專家 Haydn N. Smith 拍攝）

消除對以航母為中心的打擊行動的大量需求將提高航母的生存能力。對手可能不會選擇發射接近其射程極限的武器來攻擊航母，尤其是轟炸機和彈道導彈等遠程資產。相反，他們可能會等到航母進入其自身攻擊能力的射程范圍內，因為他們知道這時航空兵可以分頭執行攻擊和防御任務，從而降低取得壓倒性效果所需的火力。如果反航母打擊的射程超過了目標航母的攻擊能力，那么打擊就更有可能不得不面對純防御性的航空聯隊。正如 LCDR Winnefeld 所指出的那樣：

"如果蘇聯人合作，在極遠距離上發動攻擊，那么美國的戰斗部隊就能以自己的方式對抗[轟炸機空襲]。航母將能夠通過將其飛行甲板配置專門用于[防御]來提高其生存能力......不幸的是，蘇聯人可能會等待......指望在遠距離擊敗[轟炸機部隊]的戰術家們可能會因為對手不愿意按照[航母戰斗群]的條件出擊而失望。航母戰斗部隊很可能需要同時進行自衛和投射力量"。

這些以信息為中心的任務允許將更多的飛機和硬點用于早期預警和防御能力，從而提高了航母的生存能力。但即使有這些優勢，這些以信息為中心的任務對航母生存能力的提高可能微乎其微，因為航母始終需要與目標和友軍保持距離。

航母戰斗群在執行這些任務時不必孤軍奮戰。海上巡邏機部隊可以為戰區感知和通信做出重大貢獻，特別是通過新型高端無人機（如 "海衛一"）。海上巡邏機部隊的陸基飛機可以大大減輕這些信息任務給航空兵帶來的負擔。然而，這些飛機沒有配備太多的防空武器，機動性也不如航母上的多功能飛機。它們殺傷偵察機和導彈的能力極為有限。

佛羅里達州梅波特海軍基地（2021 年 12 月 16 日）--隸屬于第 19 無人機巡邏中隊（VUP-19）的 MQ-4C Triton 無人機系統（UAS）停在飛行線上。(美國海軍二等大眾傳播專家 Nathan T. Beard 拍攝/發布）

信息當然可以來自其他資產。空軍可以在提高對海上作戰空間、天基資產和盟軍的認識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目前不太清楚的是，網絡互操作性和集成度是否足以取代海軍航空兵的許多信息功能，而不僅僅是補充。

所建議的以信息為中心的任務受到現代艦載航空兵機群的限制。目前還不清楚海軍航母戰斗群的主力機型--F/A-18--是否擁有足夠強大的傳感器和聯網能力，能夠高水平地執行這些信息作戰任務。這些飛機通常依賴于 E-2 機載預警機提供的信息，E-2 具有遠程感知、強大的聯網能力和廣泛的作戰管理系統。但是，這種飛機在一個航空聯隊中的數量屈指可數，而且直到最近才開始裝備能夠進行空中加油的變型機。這些局限性極大地限制了飛機的可用性，從而限制了可從其信息功能中獲益的海洋空間范圍。F-35 具有現代傳感和聯網能力，在執行這些以信息為中心的機翼行動時可能會特別有用。但在 F-35 廣泛投入使用之前，海軍從這些信息功能中獲益并利用分布式機隊更廣泛火力的能力將受到限制。

結論

一般的平臺屬性或任務領域不足以決定一個平臺的持續相關性。歸根結底，在作戰中，一個平臺的生死取決于其戰術的可行性，取決于其具體的使用概念如何與有爭議的作戰空間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在作戰中實際應用的確切細節。就海上分布式作戰而言，海軍航空兵的重要作用有明確的論據，無論其必須來自航空母艦還是其他地方。其中一些論點是基于以下事實：現代海戰的許多主要武器本身就是快速機載有效載荷；軍艦對具有巨大戰術意義的空間大多視而不見；空中優勢是信息優勢的強大助推器。海軍在討論未來的兵力結構和海戰時應仔細考慮這些因素。

作者：德米特里-菲利波夫（Dmitry Filipoff）

關鍵要點

• MDO有可能改變軍隊執行聯合作戰的方式。
• 除美國外，MDO仍處于概念發展階段。
• MDO的要素充滿了作戰、財政和技術風險。
• MDO可能會影響丹麥未來的作戰環境。
• 丹麥國防為MDO做準備將需要大量的智力、經濟和物質資源。

1 引言

多域作戰是一個新興的軍事概念，旨在利用和連接所有作戰領域當前和未來的能力，以創造比使用當代聯合、以網絡為中心的作戰條令所能達到的更好的作戰效果。

MDO在財政、技術、條令和教育方面對任何試圖采用MDO的軍事力量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丹麥的盟國中，美國以其巨大的資源優勢正在率先發展和實施MDO。包括英國、法國和北約在內的其他國家也開始開發自己的方法。然而，這些將MDO作為一套理論、最佳能力和目標轉化為條令和實地部隊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仍處于形成階段。

盡管如此，對于丹麥武裝部隊來說，MDO概念所包含的思想和未來能力很可能是未來作戰環境的主要塑造者。這一現實將對丹麥武裝部隊的裝備、訓練、行動、結構和部署方式產生重大影響。

本文內容如下：
A. 概述支撐和形成MDO的核心思想、能力和威脅。
B. 美國與MDO。
C. MDO固有的困難。
D. 丹麥和MDO。

2 MDO是什么

最基本的多域作戰是一種戰爭形式，其目的是以足夠的速度和規模，通過同步和匯聚跨域的單一、同步或連續行動來創造效果，以獲得對同級或近級競爭對手的作戰優勢。

由于MDO正處于形成階段，因此沒有統一的定義或追求模式。目前正在實施或構想MDO的每個國家都在以與其地緣戰略形勢、資源和軍事能力相稱的方式實施MDO。盡管如此，仍有可能發現一些公開的 "千年發展目標 "概念所共有的核心特征。

2.1 驅動因素

• MDO的發展是專門為在同級作戰環境中重新獲得戰略、作戰和戰術主動權而設計的。潛在的同級和近級對手已經分析了西方的戰爭方式，并設計了作戰概念來擊敗美國、盟國和北約作戰條令的特定方面。這些概念包括先進的A2/AD能力、電磁領域的破壞性行動、產生優勢質量的能力以及在戰略、作戰和戰術層面利用網絡和空間領域進行防御和進攻的能力。因此，西方國家再也不能在每個作戰領域的所有方面享有有保障的優勢。MDO的發展旨在糾正這些弱點。通過承認敵方可能在一個或兩個領域擁有暫時的優勢，MDO將允許用戶在其他領域進行機動以重新獲得優勢，擾亂敵方，然后利用這一優勢。

• 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創造可以利用的技術機會，并暴露出需要解決的社會和軍事弱點。MDO的前提是國家有能力利用快速發展的高科技系統和能力，并對能夠同樣利用這些技術的對手做出反應。在這種情況下，MDO的部分驅動力來自技術領域的變化、對此類技術做出反應的需求以及西方國家投資研發和采購新系統的工業壓力。

• 與此相關的是，MDO的驅動力來自于領域間日益增強的相互依存性。五個作戰領域（空、陸、海、天和網絡）現在越來越相互依存。在一個、兩個或三個領域作戰已不再可行。進入或無法進入某一領域，或在某一領域開展軍事活動，都會對其他領域產生重大甚至關鍵影響。如圖1所示，源自電磁領域（網絡）的攻擊以太空資產為目標，而太空資產是敵方海陸空軍事和民用能力的重要保障。這將暫時擾亂敵方的決策和領導，從而允許針對對手采取預先計劃的多領域后續行動。

2.2 特征

• 跨域ISR能力的集成將為指揮官和多級人員提供來自多種傳感器的共同作戰圖像。

• 這種情況將使作戰和戰術指揮官能夠評估戰場，并迅速選擇正確的動能或非動能射手，以產生預期效果。這些射手可以來自多個領域，以匯聚到一個或一組目標，從而產生實質性的作戰效果，并獲得戰術、作戰或戰略優勢。為達到預期效果，可能需要多個連續或同時的多領域行動。

• 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和偵察（C4ISR）以及各軍種的打擊系統完全互操作。鑒于實現MDO所需的互操作性水平，系統架構需要能夠接收和處理多種格式和多種來源的數據。這將使來自不同部門的不同系統能夠協同工作。

• 冗余C2，當數據網絡被拒絕或性能下降時，能夠保持完整性。大多數MDO概念的背后都有一個固有的矛盾，同行競爭者的重點是在戰爭時期破壞反對派的數據和通信網絡，而MDO將要求比當前作戰要求更高的網絡連接和帶寬。因此，未來的網絡將需要大量冗余，并可能需要人工智能協助，以在網絡暫時降級或崩潰時填補空白。

• 人工智能支持的人機協作將允許快速處理大量數據，并從概念上加快作戰環境中的決策和執行速度。

• 規劃、決策和執行的速度將大大高于當前條令所允許的速度。在MDO條件下與同級對手作戰時，指揮、控制和執行的速度必須非常快。這是為了進入并破壞對手的OODA循環，充分利用MDO帶來的潛在戰機。

• 分布式C2是MDO的要求。決策節點需要移動，并在地理上和指揮層級上分布。這是由于作戰環境的預期困難，固定或大型C2單位容易受到敵方目標的攻擊。在MDO下，這種分布將通過人工智能輔助的通用C2架構來實現。

2.3 要求

鑒于MDO的技術基礎，選擇采用這種作戰概念的軍隊將需要投資和部署昂貴的、目前基本上未經證實的軍事能力。這些系統的許多版本目前正在開發中，但有些尚未經過測試，達到全面作戰能力的時間表也不明確。

這些系統將包括

• 冗余、可互操作和安全的網絡

• 多個ISTAR系統

• 訪問或控制多種冗余天基能力 - 先進的數據處理能力

• 先進的數據處理能力

• 人工智能

• 遠程精確射擊

• 從近距離概念區到戰略支援區的彈性物流鏈。對許多國家而言，鑒于多領域威脅的性質，這將意味著大幅提高社會復原力。

• 在同級作戰環境中保持足夠的戰斗力。

MDO環境也很可能要求軍隊操作先進的無人系統、綜合防空和導彈防御、先進的電磁戰能力和增材制造。MDO還可能要求大量的彈倉深度，因為這意味著要快速使用大量的遠程精確火力來壓制敵人。

除了這些能力要求外，任何國家要想將MDO投入實戰，都可能需要在條令、組織、訓練、物資、領導和教育、人員、設施和互操作性（DOTMLPF-I）等方面進行重大改革。以下是軍事組織必須進行調整以反映MDO的三個領域。

• 目前，美國國內對是否需要新的聯合條令來頒布仍在保密的 "聯合作戰概念 "中定義的MDO還存在一些爭論。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不需要新的聯合條令，也至少需要改變軍種和聯合條令以及標準操作程序。

• 在組織方面，可能需要對部隊結構進行一些改變，以整合MDO的要素。如下文所述，美國陸軍的師和軍團總部將恢復其作戰角色，即雇傭下屬單位并分配軍團和師級資產以支持這些單位。美國還將建立五支多域特遣部隊（MDTFS），這些戰區級部隊的任務是跨域協調效果和火力。

• 在培訓方面，需要對領導層和人員進行調整，以充分利用MDO帶來的機遇。例如，軍官需要更好地裝備，以便在聯合環境中行動，這包括更好地了解所有領域或熟練使用先進的數據處理和決策系統。盡管MDO尚未投入使用，但在美國空軍司令部和參謀學院，已經有專門的學術機構對軍官進行MDO環境下的規劃培訓。

3 美國的MDO

如上所述，美國是在MDO方面擁有最先進概念的國家。所有軍種都在投資新的能力，發展新的作戰概念和條令，并將MDO的元素融入到這些進步中。

圖2:美國軍事中MDO的概述

在最高級別，美國聯合戰略委員會和SEC DEF已經簽署了一個新的，但仍然保密的聯合作戰概念。據報道，該概念以MDO為基礎，包括功能性戰斗領域：聯合火力、爭奪后勤、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以及信息主導。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聯合層面的MDO被稱為聯合全域作戰（JADO）。盡管MDO有聯合要求，但在美國，每個軍種都在MDO的指導下發展自己的作戰概念和條令。根據計劃，在作戰期間，各軍種將在一個名為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JADC2）的新C2網絡架構下聯系在一起。

目前，陸軍根據其多域作戰概念（見：陸軍多域轉型，準備在競爭和沖突中獲勝），正在迅速將MDO融入其作戰條令。為了增強威懾力，美國陸軍打算在戰爭之外的所有領域與任何對手競爭。如果威懾失敗，MDO的四個關鍵目標是

• 穿透敵方A2/AD

• 瓦解敵方A2/AD

• 利用由此產生的機動自由

• 重新競爭以鞏固成果

目前，美國陸軍已經通過了所謂的 "AimPoint部隊結構倡議"，這將是MDO在整個部隊中進行整合的渠道。

目前，MDO對旅級以上部隊的影響最大。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寫道："在MDO下，更高級別的戰地指揮部現在將被要求在協調針對俄羅斯等裝備精良的民族國家的大規模戰役中發揮領導作用......由于歐洲戰區和印度洋-太平洋戰區之間的地理差異，單個更高級別的AimPoint編隊部隊結構可能會因戰區而異，而不是目前的一刀切。陸軍預計到2035年將完全適應參與MDO，并在2028年對其當前發展軌跡進行全面評估。

美國空軍也在快速推進MDO。它專注于開發新的C2架構和規劃指南，以便在JADC2下運行。美國空軍認為，MDO將需要 "適當程度的分散執行、更高程度的授權，以及比近期低強度沖突行動更少的對中央計劃和任務指導的依賴"。"這將需要他們所稱的基于條件的授權，能夠在作戰環境迅速變化或通信能力下降時發揮作用。

其他值得注意的要點包括將空中任務指令（ATO）改為綜合任務指令（ITO），從而反映出需要將各組成部分和領域的能力結合起來。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火力的規劃和執行。聚合一詞是指同步使用較少數量的部隊，利用精確制導彈藥（PGM）、對峙系統和非動能火力形成大規模火力。要實現融合，必須考慮能力的協調和不同的規劃時間表（見圖3）。然而，鑒于目前先進的網絡行動需要較長的準備時間，以及在獲得可用空間資源的途徑和數量方面的挑戰，這種協調將具有挑戰性。

美國海軍至少是最不愿意參與JADO的軍種。然而，通過其分布式海上作戰概念，美國海軍已經在發展或已經將MDO固有的許多概念付諸實施。此外，通過 "超配項目"（Project Overmatch），美國海軍正在創建一個可將其資產與陸軍和空軍能力聯系起來的作戰架構。計劃到2023年，美國海軍將實現該架構的IOC。

圖3：同步不同的規劃時間表，以實現融合效果。摘自美國空軍條令出版物3-99。

3.1 其他的MDO倡議

北約的多個盟國現已發布或正在開發MDO概念，包括英國、加拿大、法國和荷蘭。英國的多域一體化（MDI）概念旨在通過軍隊、整個政府、私營部門和盟國之間的協調，實現五個作戰領域的一體化。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概念，但目前其核心理念幾乎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性。事實上，從公開信息來看，雖然許多國家和北約已經或開始考慮MDO對其部隊的影響，但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轉變，MDO似乎尚未進入大多數歐洲國家的采購和發展流程。

4 潛在的關注領域

美國目前正在尋求建立一支具備MDO能力的聯合部隊，這引起了人們對這一概念的可行性及其對美國盟友的影響的一些思考。

• 美國的MDO概念要求各軍種之間具有高水平的數據連接和互操作性。實現這種互操作性的系統和架構的開發記錄并不理想。事實上，每個軍種都在開發自己的MDO版本，然后通過一個尚未實現的聯合C2架構進行協調，這應該引起人們對可操作化時間表以及最終可實現的跨域和跨軍種連接水平的質疑。

• 如上所述，需要傳輸的數據量需要安全的網絡和巨大的帶寬。在有爭議的環境中，由于同時有多個用戶，帶寬將受到限制。網絡還容易受到敵方干擾。因此，數據降級和網絡故障的可能性很大。雖然這是一個公認的問題，但公開數據并未提供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具體答案。

• 雖然盟國在概念上是美國JADO概念的一部分，但目前幾乎沒有關于盟國訪問C2架構和其他先進能力的討論或公開數據，而這些能力將使盟國能夠參與聯合作戰。

• 資源匱乏的國家如何負擔得起融入日益高技術環境所需的能力是一個未決問題。

• 美國的MDO方法主要以遠征作戰為基礎。那些更接近作戰區域的國家將被要求采用考慮到社會復原力的替代方法來應對多國防空作戰。

• 在MDO環境下開展行動的培訓具有挑戰性。需要模擬整個電磁領域的破壞，并需要將多種服務和能力結合起來，以充分復制MDO條件，這是很困難的。例如，尋求實施MDO的國家將需要足夠遠離平民的訓練場地，以確保互聯網和GPS等本地服務不會中斷。

5 MDO對丹麥意味著什么?

MDO給丹麥武裝部隊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風險和機遇。北約或美國很可能在MDO條件下開展行動。如果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下作戰，將極大地阻礙丹麥為聯合作戰做出貢獻的能力。

同時，追求MDO能力將耗費大量財政資源，并在采用a)昂貴但仍不成熟的技術和b)仍在發展中的概念方面遇到困難。對所有小國而言，平衡當前和短期的部隊發展需求與啟動MDO支持的部隊發展將是一項挑戰。

盡管北約現在開始將MDO納入其發展和規劃周期，但這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包括丹麥在內的所有盟國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在MDO概念深入人心的同時保持北約的互操作性，同時成為美國的增值盟友。與此問題相關的是其他盟國，如英國和法國將采取何種途徑。它們將發展（與美國或北約）一致的MDO概念，還是將走上不同的道路？

作為一個小國，丹麥國防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如何追求MDO的決定點。與美國結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但在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保持互操作性將是困難的。選擇尋求與美國的完全互操作性可能在財政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將不斷發展新的能力和條令以適應技術的進步。即使嘗試這樣做，也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假設華盛頓會讓一個小國獲得這樣的能力。

這就導致了一個現實，即僅僅采用美國的MDO方法很可能不是最佳方法。相反，像丹麥這樣的小國可以開辟自己的MDO發展道路，在規避風險的同時保留聯合作戰的潛力。

6 供丹麥考慮的問題

• 丹麥如何在部隊發展計劃中適應美國、北約和其他盟國的MDO版本？

• 在部隊結構、未來所需能力和聯盟關系方面，MDO將如何影響丹麥作為北約集結區的作用。

• 丹麥采用MDO的目標是什么？是將其擴展到整個聯合部隊，還是將選定的部分啟用MDO，使其能夠插入聯軍行動。

• 如何針對MDO作戰環境使用、調整或修改現有能力和條令？

• 如何改變采購和部隊發展周期以適應更快的技術發展周期？

• 丹麥何時選擇在現有部隊發展周期內參與MDO？

• 丹麥具體的法律和道德考慮將如何影響MDO的實施？

• 國家行動規劃將如何考慮MDO環境？

2022年9月7日，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布了《軟件定義戰爭：國防部構建向數字時代轉型的架構》報告，明確了國防部必須采用新的軟件設計和架構方法，以幫助美軍保持對全球對手的作戰優勢。本文針對報告的主要內容進行了編譯。

美軍是世界上裝備最精良、歷史最悠久、組織最龐大的武裝部隊，但也面臨許多問題：一是美軍裝備水平遠遠落后于行業先進軟件水平；二是美國國防部壟斷了國家的作戰職能，使得其無需面對通常形式的行業競爭；三是新興技術初創公司的崛起以及與競爭對手技術能力差距的縮小，使得美軍不得不進行定期“技術更新”。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國防部和其他美國聯邦機構從根本上是以硬件為中心的組織，使其向以軟件為中心、風險承受能力更高的組織過渡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美國國防部未能采用新技術，未能改變其固有的工作規程，未能設計和試驗新的作戰概念。

美國國防部需要做出改變，其中關鍵是設計一種靈活、大規模、適應性、低成本的架構以提供關鍵服務，以改變人類在信息和決策環中的角色，并最終在決策環節影響作戰速度、準確性、規模和技術。因此設計這種作戰系統架構需要具備如下特性：一是更快的決策和執行速度；二是快速更新和優化系統；三是降低建立和部署系統的成本；四是改善交付新功能的成本和速度。目前網絡戰、馬賽克戰以及下一代作戰網絡都已引入上述概念，但尚不深入。下圖展示了國防部基于上述概念設計的大型自主通信網絡和武器系統的集成概念圖。

圖1 大型自主通信網絡和武器系統的集成概念圖

從發展的眼光看，軍事裝備架構的關鍵在于軟件，其正在顛覆和重組整個行業，尤其是依賴人工流程的零成本活動。若要想獲取足夠的競爭力，軟件就必須成為業界模式和作戰模式的核心。

引言

軍事規劃人員往往只關注個體能力的發展，而不考慮他們如何與國家其他部隊協同工作，更不用說盟軍了。與任何優秀的交響樂團一樣，協調這些能力需要一個世界級的指揮家。指揮和控制（C2）系統及其操作員在軍事上相當于指揮家的角色。直觀地說，改進的C2系統可以提高作戰效率和效力，相當于交響樂團更迅速地演奏，并努力爭取完美的表演。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C2改進，如何評判這種改進？是不是簡單地說，如果在戰略層面的成本/效益比得到改善，同時控制相同的效果交付工具，就可以認為新的C2系統更好，還是改進涉及更多的方面？這種改進的主要因素可能是整體速度的提高和友軍減員的降低。假設兩個相互競爭的系統在戰術層面上一對一的公平決斗的結果是相對統計學上的拋硬幣，這種公平的平衡需要受到從戰術層面到戰略層面所獲得的優勢影響。下面將探討一些選項的好處及弊端。

態勢感知

一種扭曲平衡和改善單個系統交付效果的方法是實現比對立系統更好的態勢感知 (SA)，這應該能夠實現優化和更快的決策。這就要求在每個過程（如計劃、部署、交戰）中都能及時獲得所有必要的信息，以創造優勢。這通常也被稱為信息優勢。北約及其國家可利用來自各個領域的大量主動和被動傳感器（包括技術和人力），產生了大量的數據。接下來的步驟是將數據轉換為信息，然后可能轉換為知識，接著是將其傳播給所需的用戶。假設國家來源的數據和信息的持續共享，需要決定什么可以、將必須被傳遞，以及傳遞給誰。在傳輸之前，知識到信息的轉換需要信任，但也需要在為多個用戶服務時利用較少的帶寬以節省時間。應用于數字內容的信任有時被稱為電子信任。然而，這減少了地方指揮官/操作者進行背景分析的選擇，這反過來又強調了對數據/信息真實性的需求。此外，可用的數據/信息越多，就越需要確定 "什么是相關的 "以創造優勢。實際上，這只能在接近收集點時進行，除非客戶確切知道他實際需要什么。隨著可用材料數量的不斷增加，再加上通過現有網絡分銷的瓶頸，這種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此外，隨著數據量的增加，對計算機化分析支持的實際需求也在增加，這對于檢測、分類、識別和相關數據的分類都是如此。這就是不斷發展的人工智能（AI）、大數據、深度學習和量子計算等領域可以幫助提高速度和效率的地方。

這種增強的效率也有其缺點。我們不僅要思考和處理新類型的錯誤信息，因為它對人工智能的意義與對人類操作者的意義不同，而且還需要對錯誤信息的潛在最終接受者進行相應的培訓。人類的決策過程基于兩種類型的推理：1）更耗時的深思熟慮的推理；2）常規決策的自動推理。研究表明，人類在與自動化系統互動時，傾向于使用更多的自動推理。系統越快，操作者就越不可能慎重推理。關于殺手機器人的辯論圍繞著自動或自主決策展開，在使用致命武力時缺乏有意義的人類控制。這可以通過將這些決定權留在人類手中來避免。然而，如果操作者沒有經過良好的訓練，在某些情況下，結果可能沒有什么區別。

以地基防空和導彈防御（SBAMD）系統為例，外部提示數據允許優化排放控制，因此，輻射檢測較晚，電子對抗措施較少。這也支持優化攔截點和采用先進的火力控制概念，如遠程交戰或發射。然而，在伊拉克自由戰中，SBAMD部隊發生了幾起自相殘殺事件后，美國國防部的一份報告指出有三個不足之處，導致了這些有時是致命的情況。首先，關鍵的識別系統表現不佳；其次，防空系統嚴重缺乏安全保障；第三，SBAMD的作戰概念與實際作戰條件不符，但操作人員卻被訓練成信任該系統。這支持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技術方案需要與作戰要求同時進行，最重要的是，需要進行充分的培訓。

多域環境中的系統體系

軍事行動的總體效果取決于所使用的能力和其使用的方式。加強其中之一肯定會改善結果。然而，僅僅優化現有的能力和程序以達到必要的效果會有局限性，例如技術上的限制或程序上的不足。這可能需要開發全新的方法或能力。最后，新方法或性能力需要提供預期的效果，同時保持對突發情況的穩健。

一對一或一對多的交戰是每一次軍事對抗中的單個拼圖，然而，總體目的是在使用軍事力量時實現預期的最終戰略狀態。除了單個系統的有效性，軍事行動的藝術是協同使用選定的軍事力量以創造整體優勢。在作戰/戰術層面，目標是盡可能地協同使用各個系統。近幾十年來，顯著增加的態勢感知（SA）使軍事行動從更注重消耗的方法轉向更注重效果的方法。此外，軍事力量網絡化的能力使聯合和合成作戰越來越有活力。在目前的北約作戰中，一個聯合部隊分部領導各個領域的組成部分（如聯合部隊航空分部），這些組成部分在各自的領域提供能力。例如，這就需要聯合部隊對目標和受保護的資產進行強有力的聯合協調，同時仍然采用以領域為中心的方式來關注效果交付本身。在這方面，一個由空中部門領導的SBAMD單位可以為陸地部門要求的資產提供掩護，或者為攻防一體化接受陸地或海軍的支持。盡管進行了聯合協調，但領域規劃仍主要停留在領域分部層面。獲得優勢的一種方法是比對手的規劃周期更快規劃和執行，不讓對手有機會獲得最佳執行。我們所有可用的效果，將有助于把問題空間轉化為我們所期望的最終狀態，可以被視為解決方案空間，整體SA越好，軍事規劃者就越能定義和理解問題空間。當從效果方面考慮時，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應用某種方法或能力的預期成功幾率。有兩種方法可以實現這一點：使用新的武器，如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通過利用對手的能力差距來保證高成功概率，或者通過結合一個或多個領域的各種能力來削弱有效的反制措施。每一個交付的效果都會改變我們的問題空間，從而對我們的規劃產生后續影響。目前，空戰和相關的空中任務指令通常以72小時為周期進行規劃和執行，以便適應問題空間的變化。在現有網絡和現代軟件工具的支持下，通過在聯合層面上對問題和解決方案空間的最佳認識，這一過程可以被簡化，以減少規劃周期長度，并包括更有力地利用多個領域能力來實現一個目標的解決方案，而不需要廣泛的協調。

此外，在多效應任務中，支持單位和被支持單位之間的關系應該變得更加靈活，因為所選擇的指揮關系結構可以是臨時的、取決于效應的，而不是以任務為中心的長期關系。這種更加集中的規劃和分布式的執行，將進一步把領域內的組成部分轉變為主要是能力保管者和效果提供者。軍事決策空間將在C2層次中向上移動，最低級別的軍事實體規劃成為強大效果的提供者或貢獻者，而強大必須從多領域的角度來定義。這可能也會影響到哪些國家以及如何向北約作戰派遣部隊，因為臨時的、靈活的部隊規劃可能會受到國家紅牌持有者概念的阻礙。對于戰術層面的執行，變化的程度取決于戰術能力在影響戰斗空間和提供更廣泛效果方面的通用性。高度機動的航空資產，特別是那些擁有各種有效載荷的資產，可以比以前更加靈活和有效地使用。一般來說，SBAMD系統將大大受益于改進的SA，導致優化的射擊和排放控制理論，更好的分層防御的射擊管理和整體上更好地利用防御庫存。然而，單位的機動性水平將對靈活使用決策的附加值產生重大影響。長程SBAMD部隊的機動性相對較低，這將不允許非常快速的長距離重新部署以應對臨時的任務變化。然而，短程SBAMD部隊具有較高的機動性，將能夠以更靈活的方式提供覆蓋。在聯合層面上，隨著SA的大幅增加以及規劃和執行工具的增強（如AI功能），有可能使類似于全域聯合作戰的結構成為現實。反過來，這可以使規劃到執行的周期更快，讓對手陷入多域的困境，并集中精力采用基于效果的方法來實現預期的最終狀態。盡管聽起來很有希望，但這種方法至少有兩個必須考慮的弊端。

弊端：C2依賴技術結構

在新技術成就的基礎上發展新的C2結構并不是一個原創的想法。我們可以假設我們的潛在對手正在研究類似的概念，同時他們也在加快作戰節奏。保持足夠的SA以充分了解問題空間將變得更加復雜。此外，我們的決策周期必須不斷加快，以便能夠向對手的規劃過程注入影響。由于在處理速度方面，使用人類操作員本身就是一個限制因素，新的C2結構必須越來越多地依賴技術解決方案。這可能會導致軍事上的技術奇點、戰場奇點，即人類的認知不再能跟上機器的速度。因此，在計算機、人工智能或深度學習的幫助下開始加速未來戰爭的進程，我們必須意識到對整個進程的后果。此外，我們的倫理和司法框架也必須解決這個難題。暫時讓我們考慮一下，這個挑戰是可以應對的，并創造一個未來戰爭可行的C2結構。人類行為者/操作者，從政治/戰略層面到戰術層面，都需要適應并訓練在這樣的環境中發揮作用。以快節奏、多領域的效果來思考問題，需要專業的、有能力的人員。由于從工程角度來看，針對現有能力的開發比較容易，因此可以假設未來的對手會設計一些方案來中斷或否定這種新環境。例如，對手可以使用量子計算來破譯我們的安全通信，這將大大影響數據/信息的可用性、可信賴和保密性。因此，需要準備、提供和演練一項應急計劃。這個應急計劃不僅需要提供用于規劃、執行和通信的后備技術，而且還需要保持熟練掌握未來和當前C2結構的人員能力。由于軍事設備和可用時間有限，這可能成為資源管理的一個挑戰。目前的一個例子是我們對定位、導航和定時（PNT）系統的依賴，如全球定位系統（GPS）。因此，士兵們需要能夠利用PNT的好處，認識到干擾的可能性，但也要保留在沒有GPS的情況下執行任務的能力。在SBAMD領域，GPS干擾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沒有PNT服務的情況下，要準確安置傳感器和射手以進行正確的交戰，并提供一個明確的空中畫面。因此，有無GPS的兩種方法都必須不斷地進行實踐。然而，在未來復雜的C2系統中，對技術解決方案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也有類似的問題。整個系統需要準備好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發揮作用。未來C2結構的基礎技術越強大，從核心（如情報、監視和偵察平臺或規劃/執行工具）到使能系統（如通信網絡或PNT）都包括在內，我們就越不需要考慮遺留問題；但這將是昂貴和費時的。系統的穩健性被定義為在特殊輸入或壓力條件下的正常運行，只能針對目前可以想象的所有條件和輸入進行測試。因此，穩健性需要不斷地重新評估和不斷地維護，特別是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環境中。

結論

技術創新一直使軍事戰爭得到改進。然而，若僅僅因為技術上是可行的，這并不意味著它可以被輕松地納入，或沒有副作用。優化的SA和更有能力的工具總是能讓我們更好更快地規劃和執行。然而，這種能力需要在所有預期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強大，并有適當的后備方案作為支持。所有人員都必須在這兩個世界中得到充分的教育和訓練，并能夠在兩者之間無縫切換。此外，由于技術支持而提高的軍事行動速度，必須在道德和法律框架內與人的能力保持平衡。系統越是復雜，就越需要強調在不斷發展的環境中保持穩健和彈性。這不是一次性采購C2工具包的問題，而是系統的不斷發展和對各級操作人員進行必要的教育和培訓。給管弦樂隊一些新的樂器或新的指揮，肯定需要微調、持續的排練和真正的表演審查，總是有一個后備選項來復制熟悉的質量標準以滿足聽眾的期望。

然而，在選擇進化我們的C2系統的道路上，沒有真正的選擇，因為潛在的對手也會這樣做，從而有可能獲得決定性的、難以匹敵的優勢。潛在的專制對手在使用新興技術（如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方面的法律和道德約束可能要少得多，因此可以不受限制地發揮這些能力。因此，我們的系統不僅需要跟上這一步伐，還需要有能力用其他手段彌補使用限制，讓我們保持競爭力。

作者：

安德烈亞斯-施密特中校：1993年加入德國空軍。在軍官學校學習后，他在慕尼黑的德國武裝部隊大學學習計算機科學。自1998年以來，他在地基防空，特別是 "愛國者 "武器系統方面建立了廣泛的背景。他開始擔任戰術控制官，隨后在不同的 "愛國者 "部隊中擔任偵察官、炮臺執行官和炮臺指揮官。此外，他在德克薩斯州的布利斯堡有兩個不連續的任務。他第一次任務的主要是為德國PATRIOT辦公室進行戰術層面的武器系統行為的美國和歐盟雙邊研究。在他的第二次任務中，他是德國空軍防空中心的綜合防空和導彈防御的主題專家（SME）。在這之間，他曾在前空軍分部擔任A3C的任務。目前，他是JAPCC的綜合防空和導彈/彈道導彈防御SME。